梁启超家教传奇的奥秘

2017-06-12 10:54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刘绪义

  一个人同时担负起九个子女的教育任务,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民国时期就有一个既要活跃于学术贡献于社会,又要花大量精力教育远在天边的子女的人,他就是梁启超。

  早年热衷于政治的梁启超,大半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中,成为卓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他看透了当时政治的腐败,饱受了精神上的失望和疲惫,无奈退回书斋,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后,又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泰斗。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耽误对子女的教育,演绎了一幕满门俊秀的家教传奇。

  “宝贝,你们好吗”

  “个性加气象”教育

  “宝贝,你们好吗?”在梁启超给子女们写下的数以百计的家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父亲满纸的爱。

  梁启超对子女的爱并非表现在给他们最好的物质生活上,而更多表现在精神上。当孩子们小的时候,他愿意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乐趣。像个老顽童一样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夏日,他与孩子们一起去北戴河度假,游泳,出海抓鱼。游玩的同时,他还很注意欣赏孩子,用幽默的语言记下了很多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趣事。

  孩子们长大后相继离开他外出求学,他对他们的关爱则通过书信表达,最淋漓尽致的莫过于在称呼上,诸如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老BEBY、达达、忠忠,等等,毫不掩饰对子女的爱,让每一个子女都觉得自己最受宠。有一次他给梁思庄写信,信中说:“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

  九个子女中,梁启超花在长子梁思成身上的心力尤多。有一次,梁启超给梁思顺写信:“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绝无问题了。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因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的志气的(最怕的是慢慢地磨)。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因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致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梁思成成长之路并不顺利,再加上他与林徽因的爱情问题,让梁启超多了几分担忧:“我这两年对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地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保持元气淋漓的气象”,是他家教的支柱理念之一。梁启超家教之法深受他崇拜的曾国藩影响,曾氏“盛衰在气象”的教育理念在梁氏这里进化成“元气淋漓的气象”。

  梁启超非常注重子女的个性教育。1927年,求学美国的梁思成怀疑中国文化的价值能否有益于国家,向其父问教。梁启超列举:“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因此他告诉思成,“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个性是人格的表征,备有人格,方才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愧偏,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个性不发展,则所谓世界大同,人类平等之诸理想皆未有实现。”可见梁启超对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发展的重视,将它与人类平等理想实现联系起来。因此,梁氏家教极为尊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尊重子女依据他们的性情选择专业。

  有个性,方才不会轻易被他人的思想所左右,方能独立思想和自由判断。有个性,方才有创新能力。因此,梁启超对孩子们总是扮演着好朋友的角色,只给建议,不求照办,做无代沟的老爸。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大一读完基础课,选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中国是个空白,希望她学这个。思庄从了。但课程很乏味,思庄提不起兴趣,向大哥思成诉苦。梁启超知道后后悔不已,写信让她选择喜欢的专业,改学图书馆学,后思庄终成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思成在美国学习时太过专注,显得不太有活力,他常写信提醒思成要在学习之余多参加课外活动,保持朝气蓬勃的气象。同样,梁启超也鼓励女儿思庄“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据你三哥说,你近来看文学书不少,甚好甚好。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 

  梁思庄初去国外求学,英文考试不及格,很不开心,梁启超连忙写信给她说:“思庄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怀。学问求其在我而已。”还鼓励她:“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名,真不简单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筑得越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

  梁启超不主张儿女们做官,针对每个孩子的个性和特长,建议他们选择一条更适合的道路。他说:“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他的九个子女无一人从政。

  “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

  “趣味加担当”教育

  梁启超一生于思想启蒙、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上用功之勤,于厚厚的《饮冰室合集》即可看出,然而,繁重的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并没有使他成为无趣的学究。

  1922年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有余。”

  在子女教育上,梁氏更是强调趣味,“人的一生要有趣味,无趣味则无意义”,强调生活情趣和人生乐趣,鼓励子女培养情趣,“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希望子女们不要读死书、死读书,不求出人头地,顺其自然,率性发展,找到自己的生活情趣和人生乐趣。

  他给思成的信中这么写道:“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他告诫思成:“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的毒菌。”他担心思成留学归国后很难马上就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失望沮丧,开导思成说:“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

  他教育子女应该用趣味来统帅人生,办事要有兴趣,做每一件事都要乐在其中,天天快乐,无一点烦闷,“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摧残趣味”。他谈自己“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他希望孩子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在梁氏看来,唤起趣味的目的是要防止“悲观病”,担负起社会责任。1919年12月2日,梁启超给思顺信中说:“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的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1927年1月27日梁启超又对孩子们说:“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这种永不悲观、尽我之责、不求其效的态度正是他极为认同的曾国藩“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理念的升华。

  后来,他的九个子女都为中国的科学与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出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应该说就是拜这种“趣味加担当”教育所赐。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坚韧加吃苦”教育

  看上去,梁启超可谓“史上最宽容的爹”,但他并不溺爱,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乐,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梁启超认为吃得苦才能有担当,他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在这方面,梁氏重视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以自己作典范来塑造子女完整人格。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梁启超希望孩子们以劳作为乐趣,“各人选择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有趣。”他教孩子们正视生活中的苦难,形成正确的苦乐观:“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

  他对思顺说:“你们比你们的父母,已经舒服多少倍了,以后困苦日子,也许要比现在加多少倍,拿现在当作一种学校,慢慢磨炼自己,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你们该感谢上帝。”“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对于生活的忧患,梁启超告诫孩子们千万不要抱怨,要把它当成考验和磨砺自己的机会,打起精神与困苦做斗争,在一次次的磨炼中,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在这种教育熏陶下,孩子们真的都能往吃苦路上走。梁思成留学归来后,毅然选择留在东北大学任教,虽然条件比较恶劣,但仍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在抗战期间,他和林徽因都身患疾病,在四川过着艰苦的生活。他拒绝了美国一些大学发出的聘请:“我的祖国正在危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为了祖国,他毫无怨言地承受着生活的苦。梁思永走在考古的路上,长年于野外风餐露宿,体力衰弱的他吃尽了苦头,但是从不抱怨,为中国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梁思礼留学美国期间,靠勤工俭学自己养活自己,在饭馆端过盘子,洗过碗,在游泳池当过救生员,在罐头厂装过罐头。梁思庄早年丧夫,独自一人抚养幼女。孤儿寡母历经千辛万苦到成都燕京大学工作,解放后一直为祖国的图书馆事业奋斗,直到卧病不起。梁思达和夫人俞雪绩抗战时在四川中国银行工作,在矮小的草屋里领略当年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的真实情境,坚持到抗战胜利。

  九个子女都实践了梁氏“反反相续,动动不已,而大业成焉”“有毅力者成,反者是败”的家教理念。梁氏的家教传奇就是这样成就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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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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