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佛教遗迹分布与成因

2017-06-14 08: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海洋

  渤海国是698年由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的民族政权。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加授“忽汗州都督”,始以“渤海”为号。762年,唐朝诏令将渤海升格为国。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史称“海东盛国”。也正是在渤海时期,佛教文化在东北地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渤海国的佛教文化遗址主要形式为寺庙址和佛塔址。

  经过黑龙江社科院刘晓东教授等学者的考证,渤海佛教遗址在地域上主要分布于以下地区。

  一是渤海中京西古城地区。该地区的寺庙遗迹很多,主要包括延边的安图、汪清、和龙、龙井、敦化地区。在安图县境内,有神仙洞寺庙址、东清寺庙址、舞鹤寺庙址、傅家沟寺庙址、大东沟寺庙址、碱厂寺庙址;在汪清县内,有骆驼山寺庙址、红云寺庙址、新田寺庙址;在和龙地区,有东南沟寺庙址、龙海寺庙址、高产寺庙址、军民桥寺庙址、贞孝公主墓塔遗址;龙井地区有仲坪寺庙址;敦化地区有庙屯寺庙址。

  二是渤海东京八连城地区,主要包括珲春及其周边。这里有多处渤海寺庙址和一处墓塔址,包括八连城东南寺庙址、五一寺庙址、大荒沟寺庙址、杨木林子寺庙址、马滴达寺庙址、新生寺庙址、三家子良种场寺庙址以及马滴达墓塔址。

  三是渤海上京龙泉府地区,主要在黑龙江东宁附近。经过考古发掘,已经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城内、城外发现9处佛寺址,其中7处在城内、2处在城外。从考古发掘情况看,这里的寺院规模较大,供奉的佛像、菩萨类别较多。

  除上述地区外,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和朝鲜咸镜北、南道地区也发现了渤海佛教文化遗迹。如俄罗斯境内的柯贝托(马蹄山)寺庙址、阿布里科索沃(杏山)寺庙址、克拉斯基诺寺庙址、鲍里索夫斯克寺庙址;朝鲜境内的改心寺庙址和梧梅里寺庙址。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元年十二月,靺鞨王子来朝,奏曰:‘臣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许之。”唐朝宽松的宗教政策不仅促成中原佛教文化的高速发展,而且也对渤海地区产生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在吸收唐佛教文化的基础上,渤海也利用佛教与中原文明进行文化互动。《册府元龟》记载,唐宪宗元和九年正月,“渤海使高礼进等三十七人朝贡,献金银佛像各一”。这一时期,佛教是唐与渤海之间一条重要的文化纽带,在“重佛”的文化基础上,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渤海成为唐东北地区重要的藩属国。

  从分布上看,渤海佛教文化遗址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这基本反映了渤海佛教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兴盛的原因。首先,佛教文化来源于中原,受中原佛教文化的影响,与日本地区进行了很多文化互动。而通往唐的“朝贡道”和通向日本的文化通道都是从渤海国的东部地区出发的,这一地区佛教遗迹众多也不难理解。佛家经典由渤海使者带回东北地区,再传至日本。据《满洲发达史》记载:“日本山城东寺之藏经内,有《尊胜咒》诸家集之稀世珍书焉。而诸家集中,又有梵本之一种。其末页之背面书有:‘日本贞观三年中,渤海之大使李居正携来之梵本’,及‘大唐大中六年十月,弟子段表写’等字样。”可以看出,渤海国客观上成为了一条唐到日本的文化通道,而这些佛教遗迹正是分布在这一文化通道上。

  其次,农业发展是佛教文化的经济基础。渤海时期农业大发展,水稻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培育出更耐寒的品种,在东部地区更是出现了以“芦城稻”为代表的优良品种。农业生产在渤海经济中占有更大的比重,在渤海内部,东部与西部地区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东部为农业,在交通贸易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批城镇,手工业快速发展;西部以游牧为主,商业、手工业不发达。农业生产方式使人口停止了流动,并固定在土地上;农业对气候有很强的依赖,这使得人们对自然更加敬畏。建立稳定的寺庙、对未知力量进行祈祷、保佑风调雨顺,成为社会的需求。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使渤海东部地区有财力、有能力大规模建立寺庙、佛塔。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特博项目”培养团队成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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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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