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秦汉文明促进辽东山地古族文化发展

2017-06-14 08: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祝立业

  公元前300年左右,燕昭王之世“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自此燕国势力开始东扩。秦统一六国后,延续了辽东郡之设,汉承秦祚。辽东郡之设,始因秦旧,及武帝征朝鲜,复有四郡之设,汉文化对辽东山地的影响,达到了新的高度。燕、秦、汉的不断开拓,为辽东山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因此改变了当地土著族群的生活方式,并促进了原有族群的分化。

  燕秦汉对辽东山地的开拓,并不限于长城以内,而是以长城为基本线不断向外延伸。继踵而至的燕、秦、汉三波文明,对辽东长城以外土著部族的文化至少有以下影响。

  第一,土著部族由“铜石并用”时代迅速跨越至“铜石铁并用”的铁器时代。辽东山地“貊系”古族在燕秦汉文明进入之前,尚处于铜石并用时代,青铜器物组合中一般为剑、矛、镞等实用兵器,未见礼器,显示其青铜文明不够发达,等级分化可能只是以墓葬大小来体现。燕秦汉文明进入后,铁器也成为“貊系”土著部族随葬的器物,但铜器和石器依然存在,铁器均有明显的“华夏”风格,基本可断定土著部族所用铁器均为外来输入,与铁器相伴随的则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第二,中原农耕生产方式促进土著原有渔猎社会结构分层。铁器进入后,生产工具的改进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燕人、秦人伴随着各自政权、军队的扩张也陆续进入辽东,以铁器为代表的精细农业开始改变刀耕火种的原始状况。在古代,农业发展的最显著标志是粮食的增多。粮食的增多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可以允许更多的人脱离生产劳动,摆脱了具体劳动的部族首领有了更多“劳心治人”的空间,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粮食的增多,使定居成为可能,最初辅助首领处理各项事宜的人也逐渐成为脱离劳动的“坐食者”,从而日益演化为专门人才。剩余粮食的增多和日常狩猎的进行也使得建立军队成为一种可能。社会结构分化,反映在墓葬中便是贫富分化在加大,随葬品类型和数量都有较大变化,大量中原货币的随葬就是一种体现。

  第三,贸易的存在使部族首领获得新的、更具继承性的权力来源。“明刀钱”和“汉五铢”在墓葬的大量发现,也表明贫富分化的加剧。在华夏强盛的时期,土著首领“中原钱币”的获得,显然不是来自军事掠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对中原人的贸易所得。贸易本身增加了首领管理部族的能力,他们开始突破原来作为狩猎组织者的身份,扩大了权力的内涵。贸易的规则需要后天学习,有条件不事生产的首领或其后代显然更具有学习的优势。此外,人们总是喜欢跟熟悉的人或家族进行贸易,和汉人贸易的需要,客观上也成为部族首领新的权力来源,并且这种权力也因外部需要而变得比之前具有可继承性。

  第四,军队和城池让土著部族获取学习更强、更有组织力的范本。燕秦汉文明的推进,其背后的保障力量是军队,长城的修建和军队的驻守,让嵌入式进入成为可能。随着农耕定居文明的不断推进,也有一部分土著部族因生活空间被挤压而退出平原谷地,更靠近森林、高山生活。受到中原文明“平原筑城”的启发,他们早期“环山围壕”的传统转化为修筑山城以自保。以铁器、农耕、军队、城池、礼仪秩序为代表的燕秦汉文明展示出的高效组织力,被土著部族所钦羡,也被作为范本而模仿。“胡汉杂处”以及贸易的存在,让当地土著能够学会中原的语言甚至文字,对中原文明得以确立的核心也认识日深。一旦中原文明的统治衰弱,这些吸收了华夏文明养分、对政权运转内核相对熟悉的土著首领,就有可能在当地率先建立王国。

  (本文系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2016B29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2014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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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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