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春捺钵”的制度文化内涵

2017-06-14 08: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梁维

  学界对辽代春捺钵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至今仍有相关成果不断问世,研究视角从春捺钵的涵义、地点延伸到辽朝的政治制度,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向前推进。

  辽代有四时捺钵制度。辽朝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逐水草而居,对此《辽史·营卫志》有“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说法。最早研究辽代春捺钵问题的是日本学者池内宏,他的《辽代春水考》关注了春捺钵的涵义、内容及地点。中国学者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有回应作用,并对春捺钵的多个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刘铭恕的《辽代之头鱼宴与头鹅宴》则更具科普价值,是国内最早涉及辽代春捺钵文化内容的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辽代春捺钵的涵义、地点、内容、文化和地位等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

  春捺钵的涵义。学界在继承傅乐焕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春捺钵的涵义做了更为深入的解读,大都认为是“行在”、“住坐处”、“行营”的意思,代表性成果有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姚从吾的《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和赵振绩的《契丹捺钵文化的涵义》等。

  春捺钵的地点。学界主要关注的春捺钵地点有鱼儿泺、鸭子河和长春州等,认为鱼儿泺即今月亮泡,鸭子河即今松花江及附近河流,长春州为松原市前郭县塔虎城,代表性成果为李健才的《东北史地考略》、景爱的《辽金泰州考》等。但也有不同说法,认为鱼儿泺为查干湖、鸭子河为可供游幸射猎之河的统称,持这些观点的学者有王迅(《郭尔罗斯考略》)、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等。

  春捺钵的文化。学界大都认为,春捺钵体现了契丹民族传统的渔猎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与契丹人的生活环境有关,代表性学者有黄凤岐(《契丹捺钵文化探论》)等。王守春等学者认为,春捺钵的文化存在着变化过程,这与当时自然环境的变化相关。学界也有从旅游角度探讨春捺钵文化的,代表性成果为汪澎澜等的《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等。

  春捺钵的地位。近些年来,学界的研究涉及春捺钵在辽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认为春捺钵是辽代国家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性学者有李锡厚、杨若薇等。其中武玉环的《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最有代表性,作者首先采用长春州为研究视角,认为春捺钵是辽代后期的政治中心。

  春捺钵考古成果的新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吉林省西部地区陆续有大量与春捺钵相关的建筑遗迹及文物出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依据。20世纪60年代,李健才在《吉林塔虎城调查简记》一文中即对塔虎城出土的文物进行了介绍,这为后世学者研究春捺钵问题提供了依据。孙机在《一枚辽代刺鹅锥》中则明确对春捺钵的遗物进行了介绍。近年来,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对春捺钵遗物的挖掘逐渐展开。《大安县文物志》记载了大安县境内月亮泡行宫与酿酒作坊两处遗址,并认为它们与辽代春捺钵有关。在2009年吉林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新发现的乾安春捺钵遗址群规模宏大,其中的后鸣字区遗址被判定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季节性渔猎营地遗址。冯恩学在《吉林乾安发现辽金时期春捺钵遗址群》中认为,此遗址的确定意义重大,将改变学界对辽金春捺钵的传统认识。

  学界对春捺钵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其框架大都停留在四时捺钵之中,存在交叉学科运用较少、考古与文献材料缺乏结合、视角单一等诸多问题,对春捺钵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要促进对辽代春捺钵的研究,需要加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利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历史地理学及历史气候学的成果引入春捺钵的研究中来,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其次,近年来,与春捺钵相关的考古成果不断问世,如能与文献配合使用,并结合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则可以对春捺钵的地点、路线及其他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最后,探索春捺钵政治地位的变化,并研究其职能的演变轨迹。春捺钵是辽朝中后期的政治中心,其职能从单纯的渔猎活动、军事演习,逐步演化为接见部族首领、外国使臣及处理军国大事。春捺钵职能的演变,与辽朝整体官制结构的变化相关,其在中央管理机构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同时,春捺钵地点东移之后,其所处理的政治事务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与辽朝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则有望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综上,如能从引入交叉学科、结合考古成果和考察春捺钵政治职能演变三方面入手,则可以对辽代春捺钵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特博项目”培养团队成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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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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