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东夷民族“十月祭天”庆典的源流

2017-06-14 08: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宏丽

  秦汉时期,东夷民族主要指生活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各个民族,有夫余、高句丽、东沃沮、挹娄、秽、韩等民族。他们很多是周代居住在河南及胶东半岛地区的古东夷族迁徙到东北之后,与当地各民族融合、发展而来,也被称为东北夷。

  在东夷各族中,高句丽、秽与马韩三个民族都有“十月祭天”的习俗,其内容各有异同。首先,祭祀的时间都在十月份;祭祀的对象都是各自的神灵,高句丽为“隧神”,秽以“虎”为神,马韩则是“天君”与“鬼神”;在祭天的同时,各族居民都会聚众饮宴,载歌载舞,终夜不休。其次,各族的祭天习俗也有不同之处。“十月祭天”是高句丽的“国中大会”,名为“东盟”,规格很高,祭天时普通民众和各部落首领都要参与,祭天仪式在国东大穴—“隧穴”举行,和东夷其他各族相比,其祭天内容更丰富,还包括处理罪案等俗务。

  东夷各族“十月祭天”的庆典,明显有同一时期秦汉的“十月贺岁”习俗的影子。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存在着“十月贺岁”的习俗,这与其推行的农业立法《颛顼历》有关。《颛顼历》属于“古六历”之一,是秦国以夏历为基础,参照晋国的四分历,定十月为岁首,重新测定气朔而创制。《颛顼历》的推行,对秦汉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十月作为岁首,也逐渐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秦汉在贺岁首的庆典中都有官方和民间的庆贺活动,即大型宴会,是农业社会的“岁终大祭”。在这一特殊节日,秦汉政府要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以祈求其社稷长治久安,同时还要处理一些司法与礼仪上的事务。东夷的“十月祭天”在内容上与秦汉的“十月贺岁”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双方都采用十月作为岁首,并在这一时间举行庆祝活动。其次,东夷各族与秦汉均在岁首时祭祀神灵。不同的是,高句丽在十月“国中大会”中要处理罪案等,而秦汉在十月不处理政务,只举行一些礼仪性的活动,如敬老等。可见,东夷各族的“十月祭天”与秦汉的“十月贺岁”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而其媒介正是《颛顼历》的传播。

  《颛顼历》是当时一部比较先进的农业历法,东夷各族能将其借鉴并利用,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东夷各族居住的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河流密布,水量充沛,沿江两岸地势相对平坦,土地肥沃,是难得的粮食产地。从气候方面来讲,秦朝和前汉时期气候持续温暖,特别是东中部地区(指东部季风区,涵盖今大兴安岭、阴山山脉、贺兰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一线以东广袤的区域),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从地理特征上看,东夷各族的生活区域与秦汉北部的几个“农业基本经济区”都是利于粮食生产的地区,加之东夷各族的农业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水平,故其拥有了引进并使用《颛顼历》的客观条件。这说明东夷民族居住区域的地理与气候特征与秦汉相似。第二,《颛顼历》在秦汉推行的时间为秦献公十九年(公元前366年)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东夷各族在秦汉两代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与开发中,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与历法,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其能够学习到《颛顼历》的又一原因。第三,秦汉时期,大量的中原移民来到了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颛顼历》可能是在这一时期为东夷各民族所认识并接受。他们与当地人杂居,其先进的生活、生产方式对当地经济、文化产生了强大影响。这些都使得东夷民族在学习秦汉先进农业历法的同时,还将秦汉的“十月贺岁”本土化,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习俗,这可能就是东夷各族“十月祭天”习俗的渊源。

  东夷各族接受了《颛顼历》,开始以十月为岁首,表明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地将“十月贺岁”本土化,并最终形成自身“十月祭天”的习俗,其原因在于双方均是农业社会,有相同的文化基础。“十月祭天”习俗的形成,其实只是东夷各族向先进的中原王朝学习的一个缩影。东夷各族在积极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同时,也逐步衍生出自身的民族习俗。这从文化角度可以进一步解释东夷各族的族属,秽貊与马韩的族属并无争议,而高句丽则是在民族的“同化”与“异化”过程中成为一个“异化”的典型,即其同属汉民,经济、文化发展无法与内地同步,遂割据一地而异化为新的民族。高句丽族是从汉郡县内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对高句丽的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和内地一样,高句丽族也是一个农业社会,到其迁都平壤时,继承了“君子国”的名号,被中原视为箕子的继承人。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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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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