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北京的顾维钧

2017-08-03 16:04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海龙

  办杂志组社团、参加辩论赛,他是风头最健的哥伦比亚学生

  顾维钧,西方的工具书这样介绍他:“顾维钧,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和联合国的缔造者之一。曾任中国驻法、英、美等国大使,并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和副院长;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顾维钧出生于上海市,其父曾是上海兵备道财政主管、大清银行总裁。顾维钧曾就学圣约翰大学,上学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后留学美国……”

  看到国家政府在列强的欺侮下连连丧权辱国,幼年顾维钧立志要做一个外交家,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他决定投奔当时在政治、法律和哲学方面最享盛誉的哥伦比亚大学。

  1905年顾维钧考入哥大,他很快就成了学生中最活跃的一员。不同于其他外国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的只顾读书不关心时事,顾维钧在哥大期间参加了学生辩论队,代表哥大去巡回辩论,而且成了哥大多个社团和协会的成员。他同时出任了哥大著名的校刊《观察者》(创刊于1877年,是学生自编、自采、自营、自销的一份报纸,声誉卓著。至今这份报纸仍然每天发行)的编辑和《哥伦比亚人年鉴》的经理。这是第一次由外国学生承担此责。

  就读哥大本科期间,他还赢得了哥大的哲学文学奖及哥大和康奈尔大学辩论获胜奖牌。除哥大学业外,顾维钧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各种文化活动,他被推举为美东地区中国学生会主席。此间,顾维钧还担任《中国学生月刊》和《中国学生年刊》编辑。1908年顾维钧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哥大研究生院并就读政治学。1909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12年又获博士学位。同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外国人在华之地位》。

  据顾维钧回忆,在他一生成长中,受益哥大的培养和他的恩师穆尔教授对他的帮助最多。顾维钧是个真正的“哥伦比亚人”。他本科、硕士、博士皆就读哥大,是这儿的家生子,他一以贯之地承继了哥大优良的校风和学风。在哥大,他结识了很多著名哲学家和法学家,奠定了他以后学习国际法并成为杰出外交家的雄厚基础。在哥大,他也拜识了著名史学家比尔德教授,学会了解读历史、还原历史和分析史料的能力。在哥大,他还受教于著名宪法学教授伯吉斯、师从欧洲史学者罗宾逊、社会学教授吉丁斯等。在这儿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并打开了眼界,这使他受益终生。

  据顾维钧回忆,对他一生和事业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业师穆尔教授。穆尔教授非常器重自己的这个中国学生,而且一直关心中国问题。穆尔教授本人是一位知名的国际法和外交学专家。他撰著过深为同行瞩目和钦佩的《国际仲裁》与《国际法汇编》。他本人也曾因其清誉卓著和知识渊博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和代理国务卿,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教师。

  每次上课他不止于讲解,而且善于分析和组织讨论。他教导自己的学生说,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怎样使用知识。他常常告诫学生:“第一,你们不必把自己的脑子用在记事实、日期、人名和地点上,重要的是要学会到哪里去找这些资料;第二,要学会推理。是的,哪怕你有满满一屋子的国际法藏书,也无法包罗大千世界的需要,重要的是要善于推理。”在周末,穆尔先生常常约顾维钧参加他的家庭茶会,希望他能多接触各类社会人士。社会是一部大书,他希望想成为外交家的顾维钧尽早读懂它。

  要学会找资料,要学会推理。信哉斯言!穆尔教授教给顾维钧的方法论十分重要,使他受益终生。这话穆尔先生说过已经一百年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闪烁的睿智光芒。

  顾维钧在哥大读书时还有不少小花絮:刚来哥大时,他如鱼得水,刻苦读书,可是读得太快,只用三年就读完了毕业所需的一百二十四个学分。哥大注册处发来通知,他应该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当老师和同学们来祝贺他时,他却几乎急哭了。他不舍得走,不愿意毕业。

  他说,他太喜欢这里的校园和学习环境,离不开这儿的老师、同学,不愿意放弃自己承担的《观察者》日报的编辑工作。注册主任被他的这番恳求逼傻了。顾维钧这样的学生,他在哥大服务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识过。大家都盼着毕业,哪有要求推迟毕业的呢?最后,想尽了主意,终于钻了哥大政策上一个空子:这所大学规定,学生毕业时,要交二十五元的毕业费。如果顾维钧拒交或迟交这笔费用,他就可能被延迟毕业。这,在哥大建校近三百年历史上,可能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读书还是救国?

  穆尔教授的一番教诲

  由于顾维钧学业优异,他继续就读哥大研究院。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学业所向披靡,并且仍然学有余力参与社会活动,深受学校和社会器重。包括清政府在内。早在1908年,清廷代表唐绍仪访美以及其他清廷特使访美,顾维钧就受到了特別的注意。屡被特邀,他还曾被选为学生代表发表致词、参加宴会。当时的清廷重臣、后来的政府总理唐绍仪甚至把自己的名号“少川”赠送给他(不仅送之名号,后来还把掌上明珠嫁他),这在当时讲究名讳制度的官场是一件奇闻。

  1912年春,顾维钧正在忙着写他的博士论文,门房忽然送来一封署有“中华民国政府派驻华盛顿使馆”字样的公函,要约他去华盛顿面谈。

  去了华盛顿方得到消息,原来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要聘他做总统府秘书。少年气盛的顾维钧以论文没写完断然拒绝。老于此道的公使并没有动怒,而是劝他回去再想想。

  回到了哥大,顾维钧向导师穆尔教授汇报了自己的华盛顿之行。没想到,这次他的决定没得到穆尔先生一如既往的赞许。——难道我错了?顾维钧嗫嚅着说:“我想,工作的事,应该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再考虑。”

  穆尔教授的脸色严肃起来,他的目光正视着顾维钧:“威灵顿,你想过没有,你为什么要得到博士学位?难道不是为了准备担任公职更好地为你的国家服务吗?”教授以这样严厉的口气跟他说话,这还是第一次。穆尔先生接着说:“我们读书是为了求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知识为国为民服务。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可以使年轻人进入国家机关的好机会。而且,贵国中华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有人为它服务。把政府建设好,对贵国是何等的重要!这关系到它能不能在世界各国中占有一个合法的、适当的地位问题。如此重要的问题,你在作出决定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导师的严厉批评,震动了顾维钧。扪心自问,他原来没想那么多,可是老师的问诘却使他想了很多很多。

  其实顾维钧和导师都不必着急,中国需要他,当局也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对他的召唤。后来几经敦促,顾维钧接受了政府的聘请。下面的事情就是哥大校方的安排了。高贵的穆尔教授为他心爱的学生做了很多超常的努力。为了让自己的得意门生提前而又无后顾之忧地回国服务、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发挥作用,穆尔教授决定通知其他几位相关教授网开一面,允许顾维钧提前口试——任何时候都可以,只要顾认为他准备好了。

  但是,还有至关重要的博士论文呢?穆尔教授特许顾维钧把先写好的绪论部分和前四章交来预审。穆尔教授预审后,随即转给其他教授,并作了非常积极有益的安排。

  “我一口气读完了,非常满意。”导师作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评价。然后说道:“你在绪论部分提供了列强在中国的地位和翔实的背景材料,这就够一篇论文了。当然,你还要修改一下题目,充实相关的内容,另作一篇序言。我已和其他几位教授讨论过了,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其余的八章,应该成为另一部著作,你可以今后再完成。”

  细心的穆尔教授为顾维钧想得非常周到。当时拿博士学位必须出书。为了出版顾维钧的博士论文,他已经和比尔德教授联系过,让他帮助顾维钧。比尔德教授与学校出版社有着很好的关系。

  比尔德教授果然热情承担了他论文的出版工作。除了联系出版,还拉上自己的太太无偿地付出大量劳动,帮助顾维钧校对文稿。

  导师们的全力支持深深感动了顾维钧,他们为他创造了一切条件,只等着这只矫健的鹰飞回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上为国效力。

  口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令他诧异的是,这口试就像专门为他设计的。除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外,凡授过他课的都来了。这使他略有紧张。导师们所有的提问都是他回国后即将面临或应该予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穆尔教授的提问是要他就承认一个新政府的标准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这个课題显然是不仅要他作出符合国际法的正确回答,而且也提示他如何作出外交努力,使新成立的代表着民主和进步的民国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更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讲授宪法学的古德诺教授并没考他在课堂上讲的条条框框,而是让他回答一些深富启发意义的活题。比如:从中国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需要看,美国的宪法有哪些可以提供给中国参考?你赞成共和形式的政府,理由是什么?关于一般共和的理论,中国能接受到什么程度?顾维钧不得不承认,有的问题,他的考虑还只是刚刚开始。他知道,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他现在作出答复,更需要他在今后的实践中寻找答案。

  恩师穆尔教授和其他可爱的教授们在人生历程上猛推了他一把。这些满怀着自由精神和国际主义理念的哥大教授对他的期望鼓舞了他终生的奋斗,这种挚情使他永志不忘。穆尔教授后来也一直关心中国的政治,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为这个新兴的国家摆脱封建、建立新世界做点工作。他的这一鞭策,影响了顾维钧的终生,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抵死救国的外交家

  顾维钧生活于大动荡时的中国,外交上丧权辱国的时代。他幼年起就有着一个伟大的强国梦。因仰慕英雄,他给自己起了“威灵顿”这个响当当的英文名字。威灵顿曾任英国首相,是有名的“铁公爵”、抗击强敌拿破仑的民族英雄,顾维钧正是用这样的铁血精神鞭策自己。

  哥大尚未毕业,顾维钧就被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邀请去做总统秘书。他于1912年四月返国,任国务院和总统府秘书。四个月后兼任外交部秘书,不久升任外交部顾问。

  1915年,27岁的顾维钧被派任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甫至墨国,中途改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兼驻古巴大使。此际,顾在美国如日中天,从哥大毕业生变成了国家重臣。那时,后来成了大名的胡适、冯友兰、徐志摩辈还仅都只是哥大的惨绿少年、莘莘学子。而顾维钧在美如鱼得水,成就斐然,备受中美政界激赏;次年他被耶鲁大学赠予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顾维钧爱妻病逝美国,他心情悲哀,回国述职,正赶上著名的巴黎和会召开。作为当时中国少有的几个通晓国际法的外交家,顾维钧被派遣为中国谈判代表。在这著名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和他的同事们基于中国的尊严大义、人们正义呼喊的压力和爱国之情,拒绝在载有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对德和约》上签字,为以后中国废除这个条约埋下了有力的伏笔。

  当时,甚至政府都秘密命令代表们签字求和,而顾维钧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敢于抗命、敢于负责,以天下为先,表现出觉醒了的中国人伟大的尊严——虽然其时灾难中的祖国政府尚不能给自己雪耻,但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发出不屈的吼声:我们一时还没有废除这些强盗横加在我们头上丧权辱国条例的实力,但我们有不承认、有拒签的尊严。

  这一下,震动了巴黎、震动了西方、也震动了整个世界!这是中国近代自有外交史以来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世界对中国开始刮目相看。它记住了中国,记住了顾维钧。这一年,顾维钧仅三十一岁。这场事件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也就在这个大会上,顾维钧参与了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的筹建工作,同时还参与了一系列国际组织的筹建和创立工作。他参加国际劳工大会,被选为替“弱小”国家发声的五代表之一。不久,他又被选为国际联盟的第十四届主席。1921年,顾维钧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又解决了中国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是顾维钧在其外交家生涯上的又一次胜利。

  但是,顾维钧真正的政治舞台是在北京。这年六月,顾维钧回国后即被委任为外交部长。1922年,三十四岁的顾维钧已臻人生巅峰。他此时已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国务总理,并一度摄行大总统职权。1926年顾维钧又曾出任财政部长,后又几度出任外交部长。无奈当时战祸滔滔,兵燹无日,军阀混战,国已不国。那时中国是常年混乱不堪,群龙无首。

  在恶势力最猖狂和危险的日子里,顾维钧多次受到威胁和通缉。最后,心力交瘁,于1929年回到巴黎暂休。

  此时的顾维钧已成巨富,人间所能追求的极致他已都经历、拥有;世人所企盼艳羡的荣誉对他都淡如过眼烟云。正如一位属僚在庆祝其四十岁生日时写的寿联所概括的:“人间胜事今全得,海内声华尽在身。”他还求什么呢?拥有巴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房屋产业的他,完全可以当一个享尽荣华的富翁或寓公,但他不能忘情于自己的民族、人民。

  参加东北调查团,日内瓦会议上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

  旅欧未几,因担心我国东北俄、日相争和中国军队欲图轻举妄动,顾维钧于1929年归国,奉劝张学良勿轻易举兵击俄;少帅不听,终酿成了败绩。不久日寇侵华“九一八”事件发生,同年十二月,顾维钧临危受命出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但旋因政府不抵抗和民怨汹汹而忍辱请辞。壮志难酬,顾维钧呼天不应,只能把一腔民族的悲愤写满苍穹。

  日寇的暴行震惊了世界。当时的国际权威组织国联行政院在1931年决定组织一个调查团去中国东北勘察日本暴行并寻求解决的办法。中国政府任命顾维钧担任这个调查团的代表。这项任命让日本恨之入骨、惧之锥心。他们竭力破坏,以调查团有顾维钧为借口阻挠其入东北并扣留了全团人员,此恶行暴露后,又连出邪招狠招,多次跟踪暗杀顾维钧未遂。

  在东北,顾维钧看到了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和东北人民不屈不挠抵死抗日的决心,更激励了他收复失地的信心。

  不久,顾维钧被任命为解决中日争端的国联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法公使;他参与了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日内瓦会议。在日内瓦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受煎熬、最悲愤的日子。

  当时中国是一个弱国,日本是强国,西方列强都想参与瓜分中国。日本先行了一步,给他们的试探作了示范。对此,西方列强心情是矛盾的:他们既恼恨日本人占了先,呼吁利益均分,因此谴责日本人;又担心谴责太深得罪日本或影响了自己今后实施狼子野心的罪恶目的。列强们居心叵测、各想拳经。他们一方面出面调停,一方面两面三刀,为虎作伥,无视中国人的利益并随时准备出卖之。那时候,军国主义的日本非常嚣张,它在外交上也比中国先行一步,先声夺人造就声势,顾维钧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开始认真工作。他首先深入细致地整理资料文件,以事实为依据层层揭批日人暴行,以理服人。其次,顾维钧广交朋友,广设人脉,交结名人贵人、各国首脑,以提升中国人的地位。再次,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最完整、经典的西方教育,中西学养俱佳,翩然君子,一表人才;特別是其知识渊博、英语娴熟。每每发言都引经据典,富于雄辩且磅礴而华丽,有着沛然莫御的恢宏气势。顾维钧很快就成了日内瓦和巴黎的名人,世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中国人,并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同情和好感。

  在日内瓦的日子里,顾维钧更发挥了他在巴黎和会时期的潇洒和风发扬厉。而早在顾维钧上大学期间,他就结识了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和罗斯福,并跟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又和美国上层广泛接触,结交了很多朋友,包括几乎历届国务卿;这在他的外交生涯中,特別是在解决和处理关于中国事务的国际场合中起到了很多潜在的作用。

  巴黎和会期间,顾维钧结识了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相贝尔福、意大利总理奥朗多和外长等外交巨人,赢得了尊重和友谊。这次在日内瓦,顾维钧充分利用了这些优势,步步紧逼,历尽千险,舌战群寇,把日本人及其支持者驳斥得体无完肤。

  此后,顾维钧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国的代表,参与了联合国的策划、筹建和组织的工作。他亲自参与撰写并修改了联合国宪章等重要文献,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他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确立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即使是他的敌手

  也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爱国者

  顾维钧用整个生命为祖国、为人民号呼转徙,为了国事忘我工作。他一生做过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也做过许多高贵的小事。比如在抗日战争中,他动员长子加入空军飞虎队,女儿伦敦大学毕业后学习X光技术,飞回祖国参加战地救护。

  作为一个文人,顾维钧的一生洁身自好,他痛恨政治却躲不开政治,正像一个痛恨疾病的医生为了消灭病疾而不得不行医。在最悲伤无奈的日子里,他多次说过自己无意同流合污,无意当官,无意主政。之所以他还撑着,甚至还当过当时国家最高领袖总理或摄政代理总统的职位,是这个可怜的文人尚想用自己最后的一点绵薄的牺牲维护祖国的颜面。他说过,他之所以还出面组阁,是因为总想在国际上维持一个中国政府。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成其什么国家!——如果那时候,顾维钧不出面,军阀混战的中国真的会成为空白,一个群龙无首、没有政府的国家!——那更会给外国侵略造成口实。但是,即使是为了维护局面,他当国家首领也是有原则的。当北伐军开始北征,张作霖成立军阀政府试图挽留顾维钧作总理的时候,他冒死拒绝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我留在政府首脑职位的唯一理由,是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而在现在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是一个知进退的文人。

  顾维钧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中国甚至世界。本着对自己、国家、民族、历史和国际社会负责的精神,他从早年开始就对自己的工作和经历有着严格而详细的记录。仅他的日记和回忆录就有四十余箱,而且他还有各个历史时期详尽的文献、笔记和草稿资料等等二百余箱,都无比珍贵。顾维钧文献不仅是中国外交史和近现代史无价的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世界史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宝贵资料。

  顾维钧的一生,正像哥大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中华人物传记大辞典》所声称的:“即使是他的敌人,也承认他是一个不可动搖忠于祖国和民族的伟大的爱国者”。早在巴黎和会期间,他痛斥日本侵略者发言时就曾经博得了他的敌手、日本公使西园寺的崇敬。在他发言完毕,这位中国人的死敌竟然被初出茅庐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的渊博、雄辩、风采和正义的力量给折服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顾维钧发言完毕后,这位日本方面的最高代表几乎是违反了国际惯例,从对面迎过来和他握手,向他尊贵的敌人表示了敬意!这纯粹是超乎国家利益之上的、以人类尊严为准则对同行敬业的激赏!这个西园寺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我记住了他。

  应该可以告慰顾维钧的是,他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泣血呼告的愿望经过无数流血牺牲,他的后人今天大部分都做到了。抚今忆昔,浮想联翩。在顾维钧文件返回祖国在北京展出之际,谨以此文作为一朵卑微的素花,放在他的灵前,相信他的祖国、他的人民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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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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