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老城墙和认同无关

2017-08-07 13:56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崔金泽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原本是一座有着内外两圈城墙和护城河的古城。遗憾的是,辉煌一时的中世纪城墙如今只残留着几段鲜为人知的废墟,取而代之的,是环城快速路和一圈地铁。

  奠定布鲁塞尔老城基础的第一道城墙始于13世纪早期,由布拉班特公国的第一任公爵亨利一世下令建造。这圈城墙紧紧围绕着塞讷河道和东岸的聚落,将公爵城堡、牧师会教堂以及河港包罗其中,全长4公里,有7座城门。

  这道城墙没有为布鲁塞尔的防御起到多大作用。1355年,布拉班特公爵让三世去世。法兰德斯伯爵路易二世妄图篡位,举兵进攻布拉班特公国,迅速占领了布鲁塞尔。1356年10月24日,克鲁肯堡领主艾崴拉德·塞尔克拉斯率领一众爱国者夜袭法兰德斯人,布鲁塞尔成功解围。

  塞尔克拉斯在奇袭中深切体会到城墙太过薄弱,从1356到1383年,他亲自指导了第二城墙的建造。新城墙总长近8公里,将先前的城市完全包裹其中,并为南门外人口日渐稠密的塞讷河谷提供防御。这座外城整体呈五边形,共有74座望楼和7座陆路城门。布鲁塞尔老城区的轮廓至此成形,至今未变。

  17世纪中,欧洲火炮开始盛行。为了抵御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扩张企图,西班牙国王命令蒙泰勒伯爵依照法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塞巴斯蒂安·勒·普莱斯特·德·沃邦建立的城防模式,大规模更新低地国家的城防系统。从1671年到1675年,布鲁塞尔城墙上加建了突出的菱堡和城壕中的三角形孤岛——半月垒,还在南门外的高地上建造了全新的蒙泰勒壁垒。

  然而,这次改造工程再次陷于徒劳。1688年,大同盟战争全面爆发。为了解围被英王威廉三世攻下的重镇那慕尔,路易十四上演“围魏救赵”,于1695年8月13、14、15日连续三天炮轰布鲁塞尔。法国人在城外西南的一片高地上架起火炮,让炮弹飞过层层的城墙,直接打击城市中心,大广场尽毁,全城1/3的建筑沦为废墟。

  在18世纪中叶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人再次攻陷布鲁塞尔并摧毁了城墙。人们不再相信城墙具有存在的意义。178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下令拆除城墙。此后,布鲁塞尔继续“城头变幻大王旗”,城墙却难逃最终消失的命运——1804年,拿破仑再次要求拆除城墙,并在1810年5月下令在原址修建环城大道。到1830年比利时独立建国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城墙已经拆除殆尽,仅存正南方阿尔门的城楼,而第一城墙的主体在更早时期便已解体,只有部分因被民房包围而幸存。

  今天的布鲁塞尔,已从列强必争之地变成了欧盟总部所在地。随着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布鲁塞尔的第一城墙遗址被陆续发现。

  在市中心的主座教堂西侧,狼壕街某座豪华酒店的大堂和车库里,就保存着一小段城墙遗址。相传,这里还是塞尔克拉斯发起奇袭翻墙入城的所在。它虽然已被打造成日本料理餐厅的入口,但由于大堂空间的深挖,却意外展现了欧洲中世纪城墙的典型基础结构——城墙为10米高、1至2.5米厚的石墙,下部由连续的石拱券支撑,跨度大约4米。这些拱券可不是门洞,它们曾经被埋在巨大的斜坡之下,既能支撑起墙体,又节省工料。在冷兵器时代,城墙守军投下的巨石可以沿着斜坡碾压而下,杀伤敌军。

  在城市另一侧的帝王大道附近,可以看到布鲁塞尔观赏性最强的两段中世纪城墙遗存——市民塔和安内森斯塔。市民塔一侧相连的城墙,是布鲁塞尔地面上现存最长的一段中世纪城墙,包围它内侧的民房在上世纪60年代被清除,建筑师让·隆包修复并局部复建了望楼顶部的平台和雉堞。而安内森斯塔是城墙的拐点,也被称作角楼。1719年,布鲁塞尔受人尊敬的商会领袖佛朗索瓦·安内森斯因为聚众起义反抗暴力征税而被捕。在被押送到大广场断头台之前,安内森斯就被囚禁在这座望楼里,因此得名。

  阿尔门是第二城墙上的正南门,19世纪中因为关押罪犯和保存城市档案而免遭拆除。1868年到1871年,比利时著名建筑师亨德里克·贝亚尔特在毫无历史根据的情况下,将阿尔门打造成当时人们臆想中的中世纪风貌,还在顶部添加了一个巨大的木构屋顶。阿尔门被改造成布鲁塞尔最早的博物馆之一,至今仍面向公众开放。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塔楼,贝亚尔特还设计了一座壮观的新哥特风格旋转楼梯,其间装饰着30余座比利时著名历史人物的铜像,试图建立新生国家的民族认同。

  布鲁塞尔的城墙,历经700多年风风雨雨,它的建造和拆毁,都和今天的比利时国家没有太大关系。今天的比利时由讲荷兰语、法语和德语的三个民族共同组建,她的诞生是周边大国博弈的结果。相比法国、德国、荷兰等单一民族邻国,比利时人的国家认同感并不强烈。今天的布鲁塞尔,不仅有着夹缝中的中世纪城墙,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都市——这里,超过1/3的常住人口是外国人,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那么,布鲁塞尔老城墙是谁的遗产?从阿尔门博物馆的国家认同塑造,到酒店大堂里的日本料理餐厅,布鲁塞尔老城墙在“遗产化”过程中的命运,始终充满了困顿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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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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