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新探

2017-08-24 09:00 来源:《人文杂志》 作者:顾少华

  内容提要: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历来被学界视为传统史学义理转向过程中的圭臬之作,影响深远。现有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其体例与思想的阐发,而忽略了其典范地位的建构性质。换言之,印刷、阅读等文本的传播、接受过程,不是单纯的知识消费,也是一种再生产和建构的过程。南宋时,《纲目》刊布后,其定位尚处于游移状态。一方面,《纲目》被纳入“通鉴学”体系,以羽翼《通鉴》而存在。这种形象的塑造,并没有触动时人观念中《通鉴》因中兴编年而尊享仅次于《春秋》的地位。另一方面,《纲目》又被认为回归《春秋》劝惩之法,几与《春秋》争辉。此类认知建构,已隐然有《纲目》取代《通鉴》原有地位之势。这两种并存的认知,经历宋末元初正统论的讨论,被进一步选择,其中《纲目》归于“通鉴学”的认知逐渐被过滤。史学系谱内的秩序也得到一次较大的变动。《通鉴》被视为“鲁国旧史”,《纲目》则贵为拟《春秋》的“史中经”,此后仿从、阐释《纲目》,蔚然成风。

  关 键 词:朱熹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纲目》 知识社会史

  作者简介:顾少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两宋时期在传统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就两宋史学的整体布局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史学的义理转向逐渐完成,并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对这一史学现象的表述不一而足,如“义理史学”“义理化史学”“理学化史学”“史学理学化”等,这些称谓均凸显了史学义理化的特征。我们从这些名目不一的称谓中,已可窥见学界对此研究之丰硕。就笔者所寓目的材料而言,学界主要集中于定义、原因、特征、发展阶段、思想内涵、影响、意义等方面的讨论。①这些方面基本涵盖了宋代史学义理化现象的题中之义,为我们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如所周知,在一种学术范式发生转向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引领此取径的典范之作,古代传统史学的义理转向亦不例外。关于这一转向的过程,目前学界或将源头追溯至隋末王通,中唐萧颖士、柳冕等,又或宋初三先生,之后的发展阶段,则有范祖禹、胡寅、吕祖谦等扬其流,而作为集大成者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下文简称《纲目》)则标志着这一转向的最终完成。②这种谱系固然是了解史学发生义理转向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我们可以发现,此线索是具有一定共同特质的史著或史家,依照时间顺序,人为地排列而成。英国学者威廉·卡莱尔(William St.Clair)在其研究19世纪英国书籍流通的著作中,形象地指出这类谱系是“作者们的游行”(parade of authors)和“文本们的议会”(parliament of texts)。在此类分析模式中,理所当然地默认了被选择的重要文本一旦产生便在谱系中前后相继,而忽略了文本发生效力的社会文化条件。③事实上,无论是阅读史或知识社会史的研究取向都已向此类谱系的建构提出了挑战。④二者都不再将作者的完稿简单地等同于文本意义的最终定型,而是关注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如在印刷、阅读等传播、接受过程中,文本或知识的再生产和建构。

  因此,当我们省思传统史学发生义理转向这一重要现象时,应该追问,在目前学界建构的史学义理化脉络中,因后见之明的“选择”,而被遮蔽了哪些别样的历史现象,在这些被遗忘的现象背后,又蕴含了怎样的思想观念。本文以朱子《纲目》为例,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探讨《纲目》在刊行之后,如何被再生产,如何被接纳入原有的史学谱系,又如何化身为圭臬和典范之作。以期为重新思考和认识史学义理化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案例。

  一、从国图所藏《纲目》“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说起

  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朱熹之子朱在将其父生前未能刊印的《纲目》抄本转交给了朱氏门人李方子。长期游学于太学的李方子在嘉定七年(1214)的庭对中获得第三名,被授以泉州观察推官。李氏南下赴任之际,牵挂起乃师的《纲目》,遂“负以与俱”,将书稿带到了泉州。嘉定十年(1217)“私淑”朱子的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同在泉州为官的真、李二人志趣相投,以师友相待,“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⑤“于学问文章源流,几亡所不讲”。⑥此期间真德秀阅览李氏所藏《纲目》稿本后,喟然叹曰:“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源;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于是二人谋定刊印《纲目》,无奈“郡计仅仅无乏”,只得“隐覆渗漏之余财”,以备付梓之用。同时李方子复求朱在的新校本,又详加参定后付之梨枣。⑦一年之后,嘉定十二年(1219)书成,世称“温陵本”或“泉本”。

  《纲目》刻成后,由同为朱门弟子的陈孔硕和李方子先后为之作后序。前者云:“《资治通鉴纲目》、《提要》各五十九卷……温陵守真侯得是书而校雠之,刊于郡斋。”⑧后者则曰:“著述之《凡例》,立言之异同,又附列于其后。”⑨二者为我们了解《纲目》温陵初刻本提供了重要线索。真、李所刊印的“温陵本”实际上分为大纲、细目具存的全本和仅有大纲的提要本两种,且全本的末尾附有关涉主旨的《凡例》等内容。但需要注意的是,书后除了《凡例》外,还附有哪些内容,李氏后序未能言明。

  赵希弁《读书附志》编年类设有名为“《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的条目,其文载:

  真德秀刻于泉南,陈孔硕、李方子叙其后。希弁所藏夔本为板四千二百有奇,吉本二千八百,而无陈、李二公之序。希弁又尝参以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并考温公、文公之书法,为《资治通鉴纲目考异》。⑩

  赵氏藏有《纲目》的夔本和吉本,而泉本亦经其眼。关于三者在内容上的主要区别,赵氏指出,吉本没有陈、李的后序。值得注意的是,《序例》的有无情况,赵氏却并未特意言明。由此,从上述行文来看可以推测所谓的“《序例》一卷”应是三者所共有。换言之,泉本除五十九卷正文外,应还有一卷《序例》。比照上引李方子“著述之《凡例》,立言之异同,又附列于其后”之语,可以进一步推知,李氏此语是指,包含《凡例》和《序言》在内的一卷《序例》,被附于全书之后。概言之,真、李二人所刊印的《纲目》分为提要本和全本,前者只有大纲,后者不仅有大纲细目,而且在书后附有一卷《序例》及陈、李的两篇后序。这是《纲目》刊行的最初形态。

  翻刻、重刊等是书籍在流传过程中能得以维继的重要环节。也正是在这一环节,书籍的版式、内容等会被重塑,书籍也会以不同样式呈现。这不仅是书贾的逐利行为,实际上更是知识再生产的一种方式,体现了书籍刊印者对原有文本的理解和认知。抑或说,通过版式的改变、内容的增损等方式,文本得以被重新“发明”。就《纲目》而言,国家图书馆所藏“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可以说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除国图外,“詹光祖月崖堂刻本”还分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台湾故宫。国图和上图均将各自藏本判定为元至元二十四年刻本,而台湾故宫则认为是宋刻本。值得注意的是,上图所藏是残本,除卷首外,还缺十七卷,分别是:卷首、卷一至四、十三至十九、四十六至四十八、五十二至五十四。但上图残本卷五十九末尾的后半叶,第二行和第三行分别印有“建安宋慈惠父校正”和“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不同的是,国图本卷五十九末尾仅在第三行镌有“建安宋慈惠父校正”,而在卷首末尾有牌记“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崖书堂”,但均无“至元丁亥”字样。至于台湾故宫本,其书后的牌记已被挖去。(11)因此,上图残本书后的“至元丁亥”成了唯一的直接时间线索。国图便是依据上图本,将其藏本断定为至元二十四年刻本。(12)但问题是,“建安宋慈惠父校正”的字样,上图本出现在卷五十九末尾后半叶的第二行,国图本则在第三行,更为重要的是后者为何没有“至元丁亥”等字。

  国图本卷五十九末叶的下半叶有卷尾题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卷第五十九》”,而在卷尾题名后,有三分之二是以别纸粘补而成。李致忠据此判定此书没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的牌记是原纸被书贾裁去所致。(13)然而,依据上图本可知,牌记在卷尾题名之前。换言之,若上图藏本与国图藏本是同一版本,显然后者卷五十九末叶题名之前应有牌记,而题名之后被裁去的部分并不影响牌记的存在与否,但事实并非如此。虞万里在解释国图本没有“至元丁亥”字样现象时,指出国图本是詹氏的宋末刻本。(14)

  国图本现已被影印收录于《中华再造善本》,这为与上图残本比勘提供了便利。通过仔细检阅和比对,可以进一步坐实虞万里的观点。国图本最明显的特征是,书中“桓”“匡”“贞”“侦”“朗”“恒”“完”“抅”“慎”等字因避宋讳而皆缺笔。以卷二十第三十的下半叶为例,“桓”字出现两次,国图本缺笔而上图本则不然,且二者的字体存在明显差异,可知二者并非同版。

  詹光祖是宋末元初人士,曾在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年)任武夷山紫阳书院山长。(15)因此我们可以确认,詹光祖在南宋末年于月崖书堂将《纲目》重刊,入元后,詹氏于至元二十四年再次重刊《纲目》,因而造成了现在分藏于国图和上图的两种詹氏月崖书堂刻本的情况。另外,至于台湾故宫藏本,虞万里认为与国图本是同一版。

  在内容的编排上,国图所藏宋末詹氏刻本与真、李二人的温陵刻本相比,有一明显变化。前者卷首依次载有:《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奖谕诏书》《与范梦德论修书帖》《资治通鉴目录序》《资治通鉴举要历序》《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序》《资治通鉴纲目序例》《资治通鉴纲目目录》。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纲目序例》实际上仅是朱熹作于乾道八年(1272)的一篇短序,而没有彰显《纲目》书法的《凡例》。换言之,詹氏宋刻本的特别之处在于,不仅未录《纲目凡例》和陈孔硕、李方子的后序,反而增添了一系列与司马光《通鉴》相关的文本。

  《纲目》在流传过程中,被增入其他文本内容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中以明初建安京兆刘宽裕刊本和清四库本为代表。前者将王幼学《纲目集览》、尹起莘《纲目发明》、汪克宽《纲目考异》散于正文相应内容之下,并在卷尾附有陈济《纲目集览正误》。(16)后者的卷首内容颇丰富,依次有:《清高宗御制诗》《书前提要》《朱子序例》《目录》《倪士毅凡例序》《凡例目录》《凡例》《王柏凡例后语》《文天祐凡例识语》《朱子手书》《李方子后序》《尹起莘发明序》《贺善书法序》《揭傒斯书法序》《刘友益书法凡例》《刘矩书法凡例后跋》《汪克宽考异凡例序》《考异凡例》《王幼学集览序例》《徐昭文考证序》《陈济集览正误序》《杨士奇集览正误序》《冯智舒质实序》《黄仲昭合注后序》《编集诸儒姓氏》。(17)

  刘宽裕刊本和四库本的共同点在于,增加的文本均是以阐释、说明《纲目》为目的。与之不同的是,宋末詹氏刻本不但未收《纲目凡例》和陈、李后序,反而增入《宋神宗通鉴序》《通鉴进书表》等与《纲目》无关的文本。或许这是詹光祖重刊时的行为,又或许据以重刊的底本原就如此。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需要追问,为何在当时会出现内容如此编排的《纲目》,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思想观念,在支配和左右着《纲目》面貌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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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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