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她”的历史 

——非洲妇女史的兴起与发展

2017-08-28 09:06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作者:郑晓霞

  内容提要:非洲独立后,非洲学者怀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情感,燃起重新挖掘非洲历史的激情。20世纪60—70年代在新史学、非洲史学、全球和非洲妇女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非洲妇女研究开始崭露头角。70年代的研究整体上还是处于萌芽阶段。随着妇女史的发展,非洲妇女研究的对象从一开始的精英妇女向普通的城市和乡村女性扩展,包括妓女、女佣、女巫、女工、女奴和农业妇女等。90年代以后随着非洲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起,非洲妇女研究呈现跨学科多元化的特点。

  关 键 词:新史学/非洲史学/非洲妇女史

  作者简介:郑晓霞,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项目编号:14ASS001)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外界认为非洲黑人既无历史也无文明,只有黑暗和停滞。这种观点自20世纪50年代就受到批判,但是仍在西方传播——“非洲在与欧洲发生直接联系之前并没有历史。无法创造自己历史的非洲人民显然也没能力发展自己。因此他们不是正常的人类,不能自我发展,而必须通过他人‘引导’才能进入文明;他人即欧洲人民”。①自非洲大陆各国纷纷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并开始民族复兴之路以来,民族主义激起非洲人追溯本土历史的热情。70年代以降,在全球史学向纵深发展的影响下,非洲史学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口述史、社会史、经济史、妇女史、环境史、城市史、生活史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在非洲史学蓬勃发展、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的推动以及非洲妇女为自己的集体身份而努力发声之下,“非洲妇女,不管是作为历史的主体还是客体(或者较小程度上作为历史的书写者)在非洲史学中都不再是被遗忘的社会角色”,②而开始进入史学家的研究范畴。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已有所发展,③但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史的研究还是寥寥无几。西方学界在20世纪中期开始就对非洲妇女研究产生兴趣,近三四十年来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显著的进展。国内对非洲妇女史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一些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缺乏深入性和连贯性,且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相关专著。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多角度对非洲妇女研究进行尝试和探讨。④本文旨在梳理非洲妇女研究的历史脉络,以填补国内的空白,同时也从侧面窥探非洲史研究的进展。

  一、非洲妇女史研究兴起的原因

  非洲殖民前的历史,尤其是从非洲妇女史角度书写的历史是非常匮乏的。尽管一些史学家利用妇女生活史和口述资料以填补书面出版资料上的欠缺,但是对研究更早期的非洲妇女史还是存在不足。第一批对非洲妇女史产生兴趣的西方学者始于20世纪中期。在非洲各国纷纷独立并进行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零星出现了一些研究非洲妇女的作品。⑤直至60年代,研究非洲妇女问题的主要还是人类学家,且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生产与生育问题展开,关于妇女角色的讨论主要夹杂在婚姻习俗或生育仪式、巫术和家务劳动等的描述中。

  1935年法国泛非主义者和人类学家波尔姆首次在非洲桑加对多贡人进行为期9个月的民族志调查,由此对非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她又与丈夫再次在上几内亚地区(Upper Guinea)⑥调查稻农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非洲的研究热情。1963年她主编的《热带非洲妇女》⑦代表了早期对非洲妇女的全面概述,成为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分水岭。书中六篇由女性人类学家撰写的介绍和文章,论述了非洲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下妇女的日常生活和面临的问题。该书不仅丰富了非洲研究的文献,也为了解妇女在非工业化非洲社会中的角色打开大门。南希·哈夫金和埃德娜·贝主编的《非洲妇女:社会和经济变化中的研究》⑧是第一部研究东非和西非妇女的跨学科论文集,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阐述殖民主义导致东西非妇女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改变。该书包含了许多在非洲妇女史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学者的文章,而这些学者主要是欧美等国关注非洲史和非洲社会经济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⑨该书最值得关注的是对早期男性学者研究的批判,而且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

  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妇女史研究开始逐步兴起。尽管兴起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的繁荣、非洲史学的复兴以及非洲妇女的觉醒。

  1.非洲妇女史的发展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

  19世纪末,受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西方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发生于1840-1925年间,其目标主要是争取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女性在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权。此次运动促使形成女性研究热潮。有学者认为女性研究本身就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⑩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融合,开始进入第三次浪潮——后现代女性主义发展时期,强调差异基础上的性别平等,主张女性应有自己的特性、话语权以及女性的思维模式。在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第二次运动直接推动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发展和兴起,引领西方与非洲本土学者关注并研究被历史遗忘的非洲妇女。1977年许多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参与并成立非洲妇女研究和发展联盟(Association of African Wome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期望通过学术和妇女运动为非洲女性主义发展开辟道路。(11)同时第二波女性运动中出现的旨在区别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社会性别”(gender)理论,(12)也为非洲妇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非洲史学的发展是非洲妇女史兴起的必要前提

  在全球史学发展的推动下,非洲史学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非洲史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传统史学、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和修正史学四个阶段。(13)20世纪20年代非洲各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学术氛围。随着民族主义者开始取得胜利,非洲历史学家拒绝西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观点和限制,试图创建一个“新历史”——一个属于非洲人自己的更加丰富的历史。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摆脱了外国统治的束缚后,非洲史作为公认较新的学术领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一批非洲本土历史学家的著作相继问世,非洲史学流派开始形成,这些都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14)在非洲新兴的本土大学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本土学者帮助解决了当时的民族志和帝国主义的偏见问题,同时非洲国家的独立也使研究的重点从在非洲生活的白人转移到对本土非洲人的研究上,这就使非洲妇女成为了史学研究的主体之一。随着史学家们对新的研究方法产生兴趣,例如非洲口述史等的兴起,(15)部分解决了妇女研究史料匮乏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经历了由传统的“科学历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新社会史”在“新史学”中日趋风行。“新社会史”强调在历史过程中社会普通群体的行为和意识的作用,扭转了传统史学只注意研究占人口2%的上层人物的偏向,主张研究被压迫者和下层民众,如奴隶、穷人和妇女。同时,新社会史所提倡的研究方法,诸如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分析教区记录、税务账、法庭档案、结婚登记簿以及其他可利用的史料等,(16)对非洲妇女史料的发展影响极大。例如试图恢复非洲妇女话语权的《妇女书写非洲》四卷本(17),就是结合了口述和各种文字资料,包括诗歌、歌曲、演讲、神话故事、书信、自传、回忆录、杂志、小说等。非洲妇女史正是吸收了“新社会史”的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多种形式的史料和研究方式,从而获得了迅速发展,成为当代非洲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非洲妇女史的兴起是非洲妇女觉醒的必然结果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中妇女的参与、非洲妇女受教育的经历以及非洲女权主义促使非洲妇女的觉醒,使非洲妇女走上历史的舞台。妇女觉醒促使妇女采取集体行动,让妇女挣脱社会既定的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的束缚,从而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非洲妇女为摆脱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的压迫以及为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女性需要自己的话语权,从而推动了非洲妇女史的发展。

  非洲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实际上妇女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动员群众支持解放运动的核心力量。她们不仅参加集会、组织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她们还赞美、动员支持者并成为其中一员。例如,在肯尼亚茅茅运动、葡属非洲殖民地、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等国家的解放运动中,妇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对妇女权利的处理方式不同,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和坦桑尼亚,妇女是独立战争的成员之一,但是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解决她们特殊的需求;在莫桑比克,解放运动同时也处理妇女权利问题,但是在解放后却被搁置;在几内亚和马里,妇女权利成为独立运动进程中的目标之一;在喀麦隆,妇女本身参与解放运动,推进自己的性别和其他议程;在乌干达,民族主义运动促使妇女竞选公职、争取投票权,在政治上代表自己的权利,(18)但是各国多少都涉及妇女权利问题,使非洲妇女的政治权利意识得以增强。同时解放运动中妇女的反抗游行、妇女组织甚至妇女直接参与武装斗争的经历使她们的政治意识和集体身份意识得到空前的发展。许多妇女组织不再仅是男性组织的附属,她们还组织反抗性别歧视、性别阶级和妇女在社会中的次等地位。正是这些原本对父权极为顺从的通常与土地打交道的非洲妇女,成为非洲妇女史的转折点,使非洲妇女首次成为历史中“合格的演员”。(19)

  为推动妇女职业化的殖民教育政策使妇女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而教育进一步促进非洲妇女的觉醒。传教士和殖民教育的目标主要是使非洲妇女成为“西化”或受过教育的非洲男性合格的妻子,因此女子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育儿、卫生、家务、营养以及其他家庭活动。非洲女子教育灌输的性别、家庭生活、道德、劳动分工等观念都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并没有考虑非洲妇女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20)到1980年,非洲不同宗主国教育模式的遗留影响越发凸显:在前英国殖民地,小学阶段男女童入学比例为100∶90,前比利时殖民地的比例是100∶74,前法国殖民地是100∶61,前葡萄牙为100∶56。(21)尽管这些教育是为了保持非洲妇女的顺从和去政治化,妇女却因此拓宽视野,获得参与政治活动以及寻求就业和创业等机会。那些早期有机会上初高中、大学甚至在国外学习的女性,部分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通常会参与各种面向宗教、职业、福利和发展问题的地方或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其中一些甚至成为领导者。(22)一些受教育的妇女当选为某些机构,如学校等的负责人。这类职位为女性进入决策机构打开了大门。例如1955年乌干达的尤妮斯·卢贝加(Eunice Lubega)成为东非第一位获得大学学位的非洲妇女,后来成为第一个负责乌干达妇女协会的非洲妇女,该协会是乌干达第一个倡导妇女权益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育儿、健康教育、扫盲和其他类似的服务使精英妇女与基层妇女产生联系,从而加强集体身份意识。教育甚至让一小部分精英妇女在独立前能领导妇女运动。殖民时期新生的妇女运动反之又推动女子教育,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游说政府增加女子教育的机会。例如20世纪40—50年代尼日利亚女子教育的扩张使许多妇女有机会成为教师、教育官员以及其他公务员。尤其是家政培训让妇女有机会涉及更多新的小规模的企业,成为女裁缝、面包师、供应商或餐馆、咖啡店和旅馆运营商,这些女企业家的子女后来也相当有影响力。(23)这些妇女成为了非洲人的行为榜样,从而让许多父母鼓励他们的女儿上学。教育和培训促进女子身心全面发展的同时,更是给妇女提供了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以及书写自己故事的机会,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因此殖民和传教士教育,尽管其带有对妇女歧视的蕴涵以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提供“合适”的妻子为目标,还是为非洲妇女提供了机会,直接促使非洲妇女的觉醒。

  女权主义是非洲妇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女权主义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女权主义话语的主要理论和范式构建来自以欧洲为中心的经验,而西方白人女权主义在种族和妇女交叉之地并没有考虑非洲妇女面临的特定问题。非洲女权主义并非完全排斥白人女权主义的观点,而是以西方女权主义为借鉴,从自身才智和渴望出发,创建了本土背景和经验下的女权主义。非洲女权主义反映了不同非洲国家的女性现实。(24)非洲女权主义自身有许多分支,包括母亲主义(Motherism)、女性主义(Femalism)、蜗牛式女权主义(Snail-Sense Feminism)(25)、妇女主义(Womanism)、思迪瓦主义(Stiwanism)(26)、商谈女权主义(Nego-Feminism)(27)以及非洲人妇女主义(African Womanism)。(28)非洲女权主义发轫于20世纪初期,作为一种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妇女参与民族解放斗争期间,(29)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安哥拉和肯尼亚等地,妇女与男性同胞为国家主权和妇女权利并肩作战。(30)妇女武装斗争和激进运动的经历鼓舞她们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积极的姿态。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妇女十年(1975-1985)期间当代非洲女权主义得以固化,使非洲激进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想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甚至传播海外。此后非洲女权运动扩展到政策、立法、学术以及文化等领域。她们既开展基层运动,也在思想学界采取行动;既解决像扶贫、预防暴力和争取生育权等事关“面包和黄油”的生存问题,也处理例如生活方式、流行文化、媒体、艺术等精神建设问题。她们一方面要打破父权制编造的神话,同时又挑战和解决种族主义的性别刻板印象。非洲女权主义既是妇女觉醒的结果,也是妇女觉醒的原因,直接促使妇女在实践和思想上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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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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