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观念的未来向度

2017-08-31 08:3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文涛

  ■本期主持:张文涛(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本期主题:西方历史观研究

  主持人语

  一种历史观的产生,往往离不开现实问题所提出的挑战。因而,在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语境下,尽管历史观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但其总是充满深深的现实关怀与忧患意识。当历史学家带着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追问历史,试图从前人那里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将之系统化为历史书写时,历史观便有了深度和广度。当历史学家调动各种智力资源与历史资源,试图为未来寻找方向时,历史观便有了高度和力度。一些有影响力的历史观之所以能长时间地成为指引、激励人们开创未来的灯塔,与历史学家以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从理论抽象与实践具象层面介绍了西方国家历史观的演变,或许可以使我们深化对这一主题的思考。

  哲学家怀特海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概念,即观念的冒险。其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实践中引导人们行动的种种观念,带有冒险的因素;二是指对于人类冒险历程所进行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这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后者便是历史学家通常所做的工作。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记录历史、追寻历史真相,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历史观念。

  用历史观念指引人们未来的行动,是历史学的古老期待。我国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对此有着高度清醒的认识。司马迁所说“述往事,思来者”,表达的正是此意。司马光所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追求。西方历史学家也不例外。修昔底德说,“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认识,借以预知未来,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西塞罗则言,“历史乃生活之师。”

  回顾西方史学的漫长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历史观念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传统的道德化取向,二是近代以来的科学化取向。之所以说“大体”,是因为许多时候无法将二者完全剥离开来。道德化的历史叙述,不能完全脱离基本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事实的忠实,正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科学性。科学化的历史叙述,也不能完全脱离道德理想的支撑。离开了道德理想支撑下的选择,历史叙述将不堪承受无尽材料的重负。

  传统历史观的道德化取向,依据人们对于道德内容理解的不同,又有多种表达形式。有政治化的道德书写,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将他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信念,用各种演说词的方式充分表达了出来。在世所称道的伯里克利阵亡将士演说中,他讴歌将士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号召人们向之学习,捍卫雅典的光荣。有生活化的道德书写,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于罗马帝王们贪婪、残暴与荒淫的道德谴责,深受其影响。有宗教化的道德书写,如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用优西比乌斯自己的话说,“我要记录的是那些为灵魂之和平而战的战争,那些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为国家而为真理、不为家族而为信仰而战的任务,为的是让这些战争和这些人物一并永留青史。”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于世间的和平与灵魂的和平做了进一步区分,认为世间的和平是暂时的,只有上帝救赎下的灵魂和平才值得永恒追求。此后,救赎观逐步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千年的主导性历史观念。

  科学革命以前,历史观念的道德化取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如阿庇安那样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的作者,毕竟是少数。对于自然施加于命运的压力,历史学家们即使偶有思考,也是支离破碎的,想象多于分析。其原因并不难以理解,不同时期的作家们对于现实世界道德秩序的作用,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在绵延不绝的战争中,在倏忽变化的政治局势中,在递相更迭的帝国与王朝中,他们看到了民主、英勇与虔诚的力量,也看到了专制、贪婪与放纵的恶果。如奥古斯丁所言,罗马城的毁灭是在城墙还屹立的时候,而不是遭到洗劫之后。坍塌的不是城墙,而是这座城市的道德品性。他们希望人们珍视这些美德的力量,汲取邪恶的教训,为建设未来开辟道路。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观,直到近代科学革命后才发生根本性变化。

  科学革命逐步将人从自然的物质约束与神的道德约束中解放出来,新的历史观随之登上舞台。其有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对普遍规律的追求。历史哲学之父维柯之《新科学》的雄心,便是要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希望在“民族世界”这个主题上,做到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在“自然世界”所取得的成绩。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称的孔多塞,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说中提出,道德科学应当具有同实验科学一样的确定性。连康德这样的哲学巨子,也表达了同样的信念。二是对普遍价值的追求。正是得益于科学理性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普遍人性的探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新价值观或者说道德观。这就是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哲人们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历史规律信念、新道德观念与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的增长一道,孕育出影响深远的历史进步观。当其以一种更为系统的方式加以表达时,便形成了18至19世纪盛行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人类精神自由的展开,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三个阶段,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外在体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不断摆脱奴役,逐步走向解放的过程。黑格尔强化了国家主义意识,马克思推动了世界主义理想。无论是流亡途中,还是在大学讲坛上,这些观念激励着人们为理想而奋斗,转化成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启蒙时代以来的进步历史观遭到重大挫折。在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著作中,弥散着一种浓郁的悲观主义情绪。历史学家希望用历史规律和道德价值指引未来的梦想,遇到危机。尼采曾说,历史和自然科学不仅是整个以往时代留给我们的财富,同时也是指引着我们展望未来的宝藏,它们还是我们建造冥想高塔的最牢固基础。尽管启蒙时代哲人们探索历史规律的抱负是远大的,他们的种种学说也不乏深刻而睿智的洞见,但囿于历史条件与科学条件所限,暴露出一些不足之处。全球史观与生态史观,是对于进步观念进行修正调整后的产物。前者重视世界范围内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后者重视人类行动的负面后果。二者对于未来发展都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近年来,一种试图综合宇宙演化、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的大历史观在英美产生。大卫·克里斯蒂安于2004年发表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该书为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一幅宏阔的时间图景,然而某种程度上大历史观是全球史观、生态史观的一种延伸与扩展,其优点和不足与后二者类似:都是立足于科学基础之上对于启蒙时代认识的修修补补,时空尺度越来越大,所提供的知识越来越多,但在展望未来与塑造价值方面,影响力已经无法与启蒙时代早期的观念相提并论。人们似乎忘记了一点,历史观并不仅仅是描述过程,还要表达意义与值得为之努力的希望。

  从历史中思考未来,这正是2014年英美历史学者乔·古尔迪与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一书中所强烈表达的主张。作者认为,由于过分专业化的分工与短期主义视野,历史学家放弃了悠久传统中的未来向度,将整合历史知识的重任拱手让给了不具备资历的作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因而失去了对于未来的影响力。作者倡导通过长时段、跨学科的方法,增进对于历史的深入理解,“为人类开启更加宽广的未来,为现代文明寻到归宿”。可以说,这是对建立新历史观的迫切呼吁。

  是否可能如《历史学宣言》中所期待的那样,形成一种可与传统道德化史观、近代科学化史观相媲美的,并能引导人们前行的西方新历史观?确切地说,存在这种可能性。科技已经提供了新的线索。计算机科学与基因科学,使得“机器的人化”与“人的机器化”进程正在大踏步加速。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宇宙波澜》中断言,不论是否有意,科技将摧毁人类与非人类之间难以逾越的藩篱。可以说,人类演化的一个全新时代正在来临。在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那里,其被称为“超生命”时代;在英国哲学家尼克·博斯特洛姆那里,其被称为“超人类”时代;在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其被称为“后人类”时代;在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那里,其被称为“神人”时代。其利弊得失,一时还难以判定。一方面,无论是机器的人化,还是人的机器化,带来的似乎更多是福祉与希望,使人们能逐步摆脱劳作、疾病等问题的困扰。但另一方面,它们改变了人们对于生命与人性的基本理解,使得长久以来立足于普遍人性基础之上的种种价值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和挑战。未来会如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所描述的那样么?不得而知。但当下的我们绝不是未来的袖手旁观者,而是要用意义与希望参与建设。对此,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有了诸多思考,相关著述的出版与世界超人类协会(WTA)、牛津大学未来研究所等组织机构的建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能够容纳科技发展与道德追求于一炉的西方新历史观尚未出现,这是摆在今天西方历史学家面前的时代课题。

  (作者:张文涛 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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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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