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反讽的一生

康托洛维茨与《国王的两个身体》

2017-09-01 08: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揭玺

  德籍犹太裔美国历史学家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1895—1963)的一生充满了冲突、对立和反讽。他一诞生便受到德意志和波兰两种文化的熏陶,同时也饱受这两种文化对立之苦。1927年,其出版的传记《弗里德里希二世》遭到实证史学家的批评,认为传记进行过多想象加工和诗学建构。而在康托洛维茨看来,区分历史研究者和历史作家十分必要,前者任务是收集材料并检验考证,后者则必须对史实进行艺术加工。他坚持自己的建构立场,并在私下讽刺当代历史学家的染色,比染料更不容易褪色。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本传记助长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公开宣扬诗歌的形式美和象征主义可以复兴隐秘的德国,进而实现一个大的欧洲的理想。然而,康氏在其晚年的经典之作《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却又倡导超民族和民主思想。此外,他虽然耗费大量精力研究王朝的连续性问题,却又持“反永恒”的观点,宁愿死后将所有手稿付之一炬。

  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研究方法

  由罗布特·勒内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康托洛维茨的一生》(Ernst Kantorowicz: a life),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康氏充满反讽的人生经历。该书不但采访了他的学生、亲朋,还借助于斯图加特、伯克利、纽约等地的书信手稿档案,为读者解读了《弗里德里希二世》,论述了康氏关于大空位(Interregnum)的研究。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回应了法兰克福大学学者尤森2009年提出的问题——虽然《国王的两个身体》一经付梓便暴得大名,最有名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表达的敬意,以及2008年马尔可的论文《国王的身体》;但是该书出版50年了,至今缺乏对其历史叙事和经验有效性的严肃讨论。

  就历史叙事而言,勒内利用康氏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期的教学讲稿,从方法论角度阐明了其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研究方法。比如,1948—1950年间,他在给学生开设的一门方法论课程中,指导学生完成“X对于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价值”的作业。其中,X包含哲学、纹章学、钱币学、金石学、神学、科学、生态学、心理学、人类学、托尔斯泰的历史、音乐史、军事科学的历史、地理史、物质主义史、移情的变化、时间概念的线性和循环历史观、农业、图书馆目录和历史、社会心理学、邮票作为历史材料、颜色、法律、机遇和决定论、经济分析的价值和限度等。从中不难理解《国王的两个身体》的主题何故也如此庞杂,以至于读者从前往后读,认为这是一部中世纪政治法律思想著作;从后往前看,却以为这是一本关于艺术史的书。

  “两个身体”源于基督教政治神学

  阐明康氏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后,勒内清晰勾勒了《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的整体结构。其中,“普洛登的报告”指出国王同时有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自然身体是可朽的,会屈从于各种由自然或偶然原因造成的虚弱、婴儿和老年时期的低能等。但是政治身体不可见、不可控,它由政策和政府组成,目的在于指导人民、为了人民的公共福利进行管理。“基督中心的王权”则认为国王除了自然身体外,通过献祭和涂油礼获得一个超自然的身体。“法中心的王权”核心主题是国王既在法上又在法下,同时是正义的父与子。“政体中心的王权”论述了从神秘的教会身体到神秘的政体的转变,最终为新生的民族国家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国王不死”解释王朝连续性、对抽象“君权”的拟制和尊严不死问题。最后,勒内总结出,“国王的两个身体”不是源自异教学说,而恰恰来源于基督教政治神学。

  在经验有效性方面,勒内提出《国王的两个身体》的一系列主题与康氏此前的研究密切相关。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中对国王居于实在法与神法之间的讨论,在“法中心的王权”中得到呼应。“法中心的王权”详尽论述了活的法在中世纪的概念历史,即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作为正义图像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作为“活的法”到布莱克顿“作为上帝的图像的国王,基督的法官”的转变。在从神学到法学演变的进程中,活的法概念的绝对主义色彩逐渐脱落。

  “恒时”概念解答王朝延续性

  针对王朝连续性问题,康氏受到晚年与自己过从甚密的学生吉赛对法国王室丧礼仪式研究的启发。在吉塞看来,17世纪英法国王的两个身体学说间有一个存在论的颠倒。根据英格兰法官科克表述,英国的国王两个身体学说体现为: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身体……这个身体是上帝的造物,会死亡;另一个政治身体是不朽和不可见的,由人的政策确立。而1610年,法国沉睡国王的就职典礼仪式中两体学说表现为:路易十三的自然身体处于昏睡状态;路易十三的政治身体,是上帝差过来的国王,永远清醒。申言之,英国国王的政治身体是由人民和议会确立的,而法国的政治身体源于神授。所以,“最初英格兰和法国国王的两个身体学说有亲缘性,但是一个世纪后,英格兰议会成长起来,而海峡对岸人民的声音却没有人倾听”。

  勒内分析,康氏“恒时”概念的引入解决了王朝的连续性难题,由此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础。13世纪盛行奥古斯丁式的时间观,即尘世的时间与宇宙的永恒之间的二元对立。因为世界随时可能终结,所以尘世的时间是不稳定的。125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出现了大空位,触发了政治机构连续性的难题。因为在奥古斯丁式的意义上,国王死后与新国王就任前不存在国王和政府,政治机构没有任何连续性。同时期的巴黎大学学者,反对基督教世界是在时间中创造出来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世界是永恒的。由此,康氏论述了介于时间与永恒之间的“恒时”(aveum)概念。“恒时是一种会运动的无限和持续,因此生命有过去和未来。恒时分有了永恒和时间,是第三个范畴。天使正是处于第三个范畴之中……根据阿奎纳的学说,每个天使代表一个种,天使的非物质化不允许种的个体化。法学家不朽的种是天使式的拟制的最近血亲。”质言之,因“恒时”概念的引入,政治机构的连续性难题得以解决,民族国家自足性的基础愈加牢固。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哲学系)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田粉红)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