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沟通中外交流

2017-09-06 08: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学军

  7月30—31日,由内蒙古民族大学主办、政法与历史学院承办的“草原丝绸之路与拜占廷帝国”学术研讨会在通辽市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多名学者围绕草原丝绸之路与世界、中国与拜占廷帝国的文明交往、拜占廷帝国历史文化、世界中古文明等主题进行了交流。

  草原丝路具有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由“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组成。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何天明认为,汉代草原丝绸之路有两条路线:一是从蒙古高原径直向西,翻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继续西进,经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通向大宛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这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主干通道;二是出蒙古草原后,南折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向西南斜穿河西走廊,沿天山南麓一直向西,至喀什绿洲,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费尔干纳盆地。在张骞开创绿洲之路以前,草原丝路可能已经发挥了作用。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志强表示,我们以前习惯性地认为古代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凿空西域,事实上,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山脉以北的草原地带也有一条丝绸之路,而且早于张骞之行。从杭爱山和阿尔泰山向西,属于草原丝路的东段北线,他建议中蒙两国学者通力合作,挖掘草原丝路的重要作用,扩展丝绸之路的时空范围。

  蒙古汗国和元代,东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丝绸之路呈现繁荣景象。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教授王福革认为,藏传佛教于13世纪传入蒙古地区,并被推崇为国家信仰,在于它满足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发展需求,通过借助佛教的本体论,蒙古族的宇宙生成论实现了升华,并通过“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治纲领和实践,构建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拜占廷金币反映社会等级差别

  20世纪以来,在6—8世纪墓葬或其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拜占廷金币和萨珊波斯银币。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郭云艳认为,拜占廷皇帝阿纳斯塔休斯一世时期制作的金币“索里得”在中亚、印度和中国的传播数量最多,仿制品的仿制原型也以这一时期为最。这说明,正是在这一时期,拜占廷金币大量流入东方市场。

  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和征集到的拜占廷金币已有100余枚。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英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仿制品,既包括与真币非常相似的高仿品,也有“骡币”,并非出自拜占廷官方造币所,而是在其境外制作的。此外,吐鲁番墓葬还出土了不少圆形薄金片。拜占廷真币大多出土于北朝至隋代的高官贵戚墓葬;中原地区出土的仿制品大多出自粟特人墓葬;吐鲁番地区的金币仿制品则出土于当地家族墓地,墓主属于胡人首领和地方望族。这说明,拜占廷真币和仿制品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社会等级差别。

  探索东西方文化交流

  古希腊的“女人国传说”起源甚早,以“亚马逊人”之名为人熟知,曾长期在欧亚大陆广为流传。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张绪山认为,该传说反映了文明中心区族众对边缘区部族社会的认识,是二者交流互动的产物,周边部族社会的信息通过某种途径,逐步传播到文明中心区后,在其族众心中形成了带有想象性的“知识图景”。作为较早具有发达文明的民族,古希腊人很早就非常强调自身与他族的区别,该传说代表了他们对边缘区部族的异己性认知和身份认定。

  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东征揭开了东西方广泛交流的序幕。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教授田明认为,至迟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中国和埃及之间就有了直接往来,埃及成为当时中国人所知最远之地,堪称汉代丝路终点。关于“黎靬”(骊靬、骊轩、黎轩、犁轩)地望所在,一种说法认为它是西亚城市Rekam,表示叙利亚和罗马帝国东部,另一种看法认为它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简称。张绪山认为,“塞琉西亚”(塞琉古)在希腊文中读若“塞犁靬”,希腊词语的开头音节在中亚语言中常常被略读,“黎靬”应指塞琉西亚帝国。

  6世纪中叶,拜占廷设法从中国获取了养蚕抽丝技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家玲考察了该技术从拜占廷继续西传的过程。她认为,丝织技术的传播与当地统治者的积极支持密切相关;该技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展、日臻精湛,成为近代科学的先导;丝织技术不仅刺激了西欧城市手工业的繁荣,而且促进了手工业组织的完善;该技术丰富了西欧社会生活,促进了其文化繁荣和文明发展。

  继续深化拜占廷研究

  最近十年来,国外拜占廷学发展迅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约翰·哈尔顿可谓代表人物。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罗春梅认为,以哈尔顿为首的研究团队结合宏观与微观研究,运用最新科技成果,把拜占廷历史置于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乃至欧亚大陆的背景之下,进行长时段综合研究,拓展了资料来源,体现了国际拜占廷学的最新发展方向。

  在4世纪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斯的笔下,拜占廷首位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被塑造为近乎完美的形象。5—6世纪,基督教史学家继续将他描述为“完美的圣徒”、“人民的保护者”和“伟大的建设者”,信奉多神教的史学家左西莫斯则谴责他是“残忍的凶手”、“独裁的暴君”和“帝国财富的肆意挥霍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鹏认为,这种分歧与拜占廷帝国的重大转型密切相关,集中体现在基督教化、皇权专制的加强、统治中心东移三大问题上。

  拜占廷皇帝米哈伊尔七世时期(1071—1078),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实行了谷物改革,但遭到地方各阶层强烈反对。当时的历史学家阿塔雷亚迪斯认为,尼基弗鲁斯之所以实行这一改革,旨在满足其贪欲。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刘宇方博士认为,谷物改革是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旨在缓解帝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但是,政府的腐败低能侵害了民众的权益,同时威胁了以阿塔雷亚迪斯为代表的地方权贵的利益,他对谷物改革的态度反映出地方权贵与帝国政府的尖锐对立。

  陈志强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拜占廷研究日益深入,但与国外同行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研究者应该进一步搜集原始史料,运用新理论和新视角,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推动拜占廷研究向前发展。

  (周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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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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