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好在接地气

2017-09-25 12:1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罗振亚

  李白与杜甫是唐诗史上并峙的两座高峰,难分高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白其人其诗相对而言更符合当代诗坛的想象和审美规范,一路看涨的行情一直绵延至朦胧诗的黄金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诗人们在向西方诗歌大师们学习的同时,开始推崇古典诗人杜甫,他被热爱的程度甚至远超李白。诗人们纷纷将其作为书写资源,萧开愚、周瑟瑟分别创作了长诗或组诗《向杜甫致敬》,黄灿然、梁晓明、廖伟裳、西川等不约而同地以《杜甫》为题,与之展开跨时空的精神对话,至于通过文本镶嵌或题材选择的方式书写杜甫的作者、作品更难以数计。

  “杜甫热”缘何突起?它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写作弊端的定向反拨,又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现实状况的积极应和。一方面,80年代的诗歌在哲思、想象区域肆意高蹈,陷入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大词”中无法自拔,从本质上悬置了日常存在和本真现实,教训深刻。另一方面,90年代从普通事物中挖掘诗意已成大势所趋,尤其是新世纪发生的非典、雪灾、海啸、地震等一系列事件,更从灵魂层面触动了诗人蛰伏在心底的悲悯意识和担当情怀,促使他们在创作中思考诗歌如何“及物”,重建诗与现实的关联。这种文化语境和杜甫那些切入时代良知、“此在”感强烈的诗歌遇合,自然会令许多诗人共鸣,竞相参照与仿效。

  那么,杜甫诗歌究竟在哪些层面对当下诗歌有所“唤醒”呢?

  迥异于李白“云端感”强烈的诗,杜甫置身地面,在人群之中用生命歌唱。他诗中那种关注现时现事的“深刻的当代性”品格,对当下诗坛的深度唤醒最为显豁。杜甫诗歌对普通人命运的凝眸与抚摸,堪称质感鲜活的“及物”写作,如“三吏”“三别”直面战争引发的生离死别、民间疾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了初闻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时和妻子欣喜若狂的情景,诗从家务事起笔,却指向江山社稷,饱含一腔忧国忧民之情。他“以时事入诗”的特质和敢于担当的人格,启示着当代诗人从身边的人物和事件等平凡的对象世界发现诗意,贴近、切入现实和人生的中心。像胡弦的《钟楼》,“表面尚完好,内部已损毁,/指针永远停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避开地震诗歌“井喷状态”的冷静思索,使起笔于钟楼和时针的观察,彰显着人类的大爱,是人性的深入承载,更触及了一个民族的疼痛神经和记忆。有些直接从日常生活中长出的诗,更接地气,更具当代感。当下诗人应和杜甫诗歌精神,攫取日常生活的诗意,恢复了语词和事物、生活之间的亲和力,这恐怕也是近些年诗歌重新回温的一个重要逻辑支点。

  杜甫当年融叙事于抒情的艺术尝试,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创作和批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必须承认,诗对“此在”经验的占有、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远不如其他叙事文类宽裕从容。对此,早在唐代的杜甫就有所觉察,并尝试合理吸收叙事文类的技巧,以事态抒情规避诗歌文体的先天不足。他的《佳人》写一段乱世佳人的心路历程,其间有被丈夫遗弃后幽居空谷的苦难遭遇,有自身守护贞洁的内心世界披露,有出身良家却流落山野、丈夫轻薄迎娶年轻女人的叙述,还有“我”用藤萝修补茅屋漏洞等细节,信手摘花却无心插戴鬓间望着柏叶沉思的动作,这些既有抒情写意,更有叙事写人。在抒情中叙事的方式自然加大了文本的容量,推出了相对完整的“故事”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诗歌向日常生活俯就,诗人愈发意识到生活原本是叙述式的,对它最老实的处理方式不是虚拟阐释,而是叙述与描述。于是向杜甫的叙事做法学习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王家新要在诗歌中“讲出一个故事来”,张曙光差不多用陈述句式写诗,臧棣以《燕园纪事》作为诗集的名字,孙文波的《在西安的士兵生涯》、萧开愚的《北站》、刘春的《一个名叫刘浪的女孩》等以叙述支撑文本的作品接连涌现,“叙述”意识自觉内化为许多诗歌的艺术血肉。诗人们的“叙事”使向来主情的诗歌获得了一定的情境化、事件化品质,拓宽了诗歌的情绪容量,好在诗人的情绪渗透和生活认知压着阵脚,使诗是叙事的,但更是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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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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