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新趋势

2017-09-26 08: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韩玄晔 刘艺颖

  8月16—18日,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主办,北六朝历史文化研究会、建安文学研究会承办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邯郸市漳河经济开发区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的14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

  政治史研究继续深入

  中古政治制度研究历来是积累较为丰厚的领域,亦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张鹤泉认为西魏北周封爵的封地具有二元化特点,出现了“本封”的虚封地和“别食”的实封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分析了隋文帝杨坚弃“随”取“隋”为国号的根本原因,厘清了先秦随国与杨氏隋朝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汤勤福认为秦晋之际的五礼制度是适应大一统王朝之礼,与当时的“适时改制”思想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李大龙在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讨论了中古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的对峙与重组。

  历史书写是近年来颇受瞩目的研究视角。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正军探讨了古代官制叙述模式的转变,认为纪传体王朝史中的官制书写的叙述重点曾发生了两次转换。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阿部幸信讨论了汉唐皇帝玉玺和金玺中的传统虚像,认为帝玺的选取是时人选择累积的结果。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仇鹿鸣认为“客”是北魏时期普遍赋予各方降附首领的中介性身份,显示出杂糅胡汉的政治特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斌通过考察据传为北齐武平五年(574)的《昙始禅师行状记》,研究了史传阙失与地方记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范兆飞认为《司马芳残碑》有从汉碑向魏晋碑志过渡的性质,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很可能累积在一方看似时代明确的碑刻之内。

  边疆民族关系研究亦注重视角转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王欣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政治格局、经济和文化生活入手,考察了西域与中原的密切关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李磊以百济、倭国与刘宋王朝的关系为中心,叙述了刘宋“东服”秩序的建立与瓦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编审冯立君探讨了东晋十六国时期高句丽的对外交往,反映了高句丽顽强的外向发展冲力以及当时东亚秩序的失衡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戴卫红通过比较中韩简牍中的丁中制,认为百济在与中国王朝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中,接受了中国的部分文化和制度,丰富并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

  作为政治史研究的传统领域,士族研究也因视角的转换和墓志资料的刊布而得到振兴。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陈鹏以清河崔氏为个案,提出北朝士族房分存在“二级房分结构”。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唐燮军着眼于国家权力和家族势力之间的互动关系,考述了吴兴沈氏在汉唐之际的升降起落。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段锐超考释了西魏辛术墓志,厘清了辛氏家族的变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全民通过对北魏正光四年(523)杜龙首墓志的考证,梳理了京兆杜氏的渊源世系和郡望。

  经济史研究有待加强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旭华综论了中原城市与聚落的变迁及互动关系,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城市与聚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风貌,较之前代发生了重要变化。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薛瑞泽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建设,认为政权的多次更迭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呈现出周期性的发展态势,进而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整体衰退。

  近年来,传统经济史研究逐步让位于新史料尤其是简牍所带来的经济管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荣强基于甘肃临泽晋简资料,探讨了两晋十六国时期户籍的著录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凌文超在复原走马楼吴简鋘贾钱簿记的基础上,对孙吴铁农具生产与管理体制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徐畅对吴简中所见“科”的形态、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吴简中的“辛丑科”因其过渡性、不唯一性,很难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晓东从漕运仓储体系视野中定位和观察吴简中的仓制,推断吴简中的仓储有五个可以归于漕仓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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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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