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帝国

——西利、卢卡斯、艾格顿与英帝国史

2017-11-08 08:53 来源:《史学史研究》 作者:施华辉 周巩固

  内容提要:自19世纪末开始,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相继注意到了英帝国的历史,但是三人的英帝国史书写并非处在同一个学术与政治脉络当中。西利支持帝国联邦论,把国家当作历史学研究最主要的对象,认为英帝国就是英格兰国家的扩大,其撰写英帝国史仅是延续了以往清理麦考莱史学遗产,重整英国历史学的思路,所以他没有开辟新领域的自觉意识。英帝国史的学科化与普及化得益于帝国联邦论没落后出现的帝国研究热潮。卢卡斯与艾格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可以被视为奠定英帝国史研究与教学框架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英帝国史书写中个人的角色及道德说教的意味更加明显,而这与其证明英帝国是一个“好帝国”,维护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意图有关。

  关 键 词:英帝国史 西利 卢卡斯 艾格顿 

  作者简介:施华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周巩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世界古代史。

 

  进入21世纪后,“新帝国史”名义下的帝国史研究是一个开放且充满活力的领域,因此有的学者就用“帝国转向”一词来形容此番学术境况。①帝国史书写的议题不单呈现出历史与政治的纠葛,也折射出历史学家背后复杂的学术及政治脉络,所以它应是“帝国转向”的题中之义。作为欧洲殖民帝国的代表,英帝国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书写传统也自然是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是后者初创时期的面貌仍然模糊不清。②对此,本文将从约翰·西利(John Seeley,1834-1895)、查尔斯·卢卡斯(Charles Prestwood Lucas,1853-1931)及休·艾格顿(Hugh Edward Egerton,1855-1927)三人笔下的英帝国入手,来进一步审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帝国史书写的问题。在为数不多的几种研究里,西利被视为英帝国史走上专业化道路的开拓者,而卢卡斯和艾格顿则被当作他的继承者。③但正如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言,思想家们的言论形成于特殊的辩论之中,而非简单的陈述某种显而易见的信念,④所以上述三人各自“言语行动”的具体指向才是最值得加以挖掘的对象。⑤笔者认为,虽然西利将英帝国史作为考察的目标,但他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开辟出一门帝国史的科目,而是延续其一直以来关注“国家”的思路,并希望以此重新树立英国历史学的标准;另外,尽管卢卡斯与艾格顿吸纳了西利论著内的思想,但是他们一方面并不认同后者心目中“帝国联邦”(Imperial Federation)的构想,另一方面其论辩的对手也与西利所遭遇到的不同。对于两人来说,经营英帝国的精神纽带,反驳针对英帝国的指责声以及掀起帝国研究的热潮才是帝国史书写的目的所在,因此相比于西利,他们更称得上是英帝国史走向前台的推动者。为了阐明以上观点,本文首先说明了西利书写英帝国的意图,然后分析了“帝国联邦运动”(Imperial Federation Movement)与西利的关系,以及运动衰落后有关历史学之于帝国团结的新思考,随后探究了造成卢卡斯、艾格顿与西利之间传承与断裂的原因。

  一、西利——英帝国史的开拓者?

  1883年西利发表的《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往往被当作专业英帝国史研究的开端。⑥在这部由课堂讲演发展而来的论著中,西利主要表达了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英帝国是英格兰国家扩张的结果,它的纽带是“共同的种族、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利益”,⑦因此英帝国是一个能够被称为“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的国家。

  第二,英帝国的国家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其中经历了痛苦的阶段。但是在汲取了第一帝国瓦解的教训后,并依靠着现代科学进步及代议制政治发展的帮助,英帝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世界国家”形式的自由大国,⑧而它的政治结构应当是美国式的联邦制。⑨

  第三,英帝国或“更大的不列颠”是一个有机的(organic)国家,有着共同的种族、宗教、语言和利益,因此英格兰与印度之间并不存在“有机的”国家纽带,⑩英属印度的统治自然也很难持久。

  第四,英帝国如果想在美国、俄国相继崛起的情形下继续占据世界领导者的位置,那么势必要以维持帝国团结,构建“更大的不列颠”为要务。

  通过以上四点可知,在西利的心目中,种种以杜尔哥(Turgot,1721-1781)的殖民地分离论为基础的悲观论调都显得不合时宜,“更大的不列颠”不仅可行而且必需,(11)对此英国人需要改变原有的岛国心态,而将自己视为世界国家的一份子,历史学家也应当将国家,尤其是“更大的不列颠”的成长而非议会党争、宪政发展作为考察英国史的核心议题。(12)由此可见,西利的英帝国史书写内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是试图说明由英格兰国家本身扩大而成的“更大的不列颠”是英国人实际的生活空间,维系这个国家化的帝国是每个帝国公民的责任;其二是旨在阐述“国家”应当是历史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科学地解释不同国家的差别及兴衰。前者显白地表露于字里行间,后者则较为隐蔽地穿插其中,两者表面上轻重缓急的对比似乎能够便捷地推导出西利撰写英帝国史的意图,即奠定英帝国史的框架,唤醒英国国民的帝国意识,使其成为帝国团结事业的参与者。但如果考虑到西利一以贯之的学术脉络及对民众的态度后,那么就有必要对之前简单的推论加以质疑,因此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来具体说明其中的真正意图。

  第一,“国家”是西利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他对于国家的理解支撑着种种关于英帝国过往及未来的判断,《英格兰的扩张》其实仅仅是相关思考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根据詹姆斯·梅多克罗夫特(James Meadowcroft)的研究可知,英国学者对国家理论的兴趣在1880年后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西利就在这个思想潮流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3)由1885年至1893年的课堂讲演合构而成的《政治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就集中展现了西利对于国家的看法。其中,有机/无机的两分法得到了详细讨论,(14)而对它的具体运用则可以上溯至1860年代。在讨论罗马帝国主义的文章里,西利就认为以无机性的军事剥削作为纽带的罗马帝国必定会走向灭亡。(15)相似的论调也出现在了他于1887年发表的《乔治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扩张》一文当中。(16)另外,从《政治科学导论》以及1871年发表的《欧洲的合众国》等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西利认为在联邦制和代议制政治的帮助下,英帝国能够成为一个类似于美国一样的广土众民的自由大国。(17)由此可见,西利在《英格兰的扩张》里所表达的观点都有迹可循,他的英帝国史书写深嵌于一贯的思想脉络中,因此相关的论述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对其不具有特殊的革新意义。

  第二,“国家”在西利的历史学论著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认为历史学科的焦点就是国家的政治问题,因此撰写《英格兰的扩张》其实只是对其一贯主张的再次落实。

  与同时期关于“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下的历史”等格言相似,西利认为历史学为政治学提供血肉,政治学为历史学提供骨架。(18)所以,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探究国家的奥秘,国家而非个体英雄才是其中的重心,个人唯有正逢与国家建设相关时,才应该被纳入到历史学的范围之中。(19)也正是基于该论断,才能够理解为何西利在撰写斯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1757-1831)及拿破仑的生平时,把普鲁士与法兰西的国家建设,而非传主的生活经历当作着重讨论的对象。(20)由此可见,西利在《英格兰的扩张》里反复强调英帝国或“更大的不列颠”是一个现代国家,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勾勒出它的成长轨迹等言论,都只是对长久以来思考的延续,并不具备特别的价值。在此还需要提到的是,西利之所以时常将“国家”一词挂在嘴边,是因为他吸收了德国理念论的国家理论、英国自由派圣公会(Liberal Anglican)的国家观念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观。(21)若翻检一下西利的论著就能够轻易发现,歌德、尼布尔(Barthold G.Niebuhr,1776-1831)、兰克及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的身影随处可见。(22)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同时期的学者自然而然的将西利的成就与德国思想的发展关联起来。(23)通过之后的论述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西利将以上的学术脉络带入到了《英格兰的扩张》当中。而他将英帝国视为有机的国家,认为历史学家应把梳理“更大的不列颠”建设的过程,总结其中的历史规律当作核心课题的种种作法,都有着更为深层的目的,因此不能简单的将祛除“心不在焉”的岛国心态,树立大众帝国情感看作其主要意图。(24)

  第三,西利怀有“精英治国”的理念,对大众民主化的趋势深表忧虑。他无意把自己的著作打造成市面上的畅销书,而是将同行专家视为预设读者,因此《英格兰的扩张》内的言论其实是面向历史学专业的建议。

  早在1870年发表的《19世纪的英国革命》里,西利就表达了对大众民主化的担心,他认为大众的力量虽然挑战了原先权力垄断的格局,但其中蕴含的盲目和偏见却极有可能将政治引向歧途,相似的论调也出现在了他发表于1881年的《政治梦游病》一文中。(25)因此,在西利看来,离开了精英自上而下的指导,工人阶级的自我教育就变得不再可靠。可是若进一步考虑到他早年的经历,便能够知晓其英帝国史的书写并非是直面大众的产物。1866年西利匿名发表了一部类似于施特劳斯(David F.Strauss,1808-1874)及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论著风格的《耶稣传》。不出所料,该书遭受到了正统圣公会人士的强烈批评,随着作者身份的公开,西利更是在众多的指责声中身心俱疲。(26)由于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西利逐渐放弃了撰写面向大众的作品,并在常常抱怨大众品味败坏的基础上将同行专家视为理想的读者,因此时人也注意到他的文笔变得愈发晦涩乏味。(27)根据莱斯利·豪萨姆(Leslie Howsam)的研究可知,《英格兰的扩张》一书的出版并非源于西利的本意,它的畅销也主要得益于出版商的推广及大众普及版的推出。(28)所以可见,学院内历史学的研究者或学生才是西利帝国史书写的预设读者,《英格兰的扩张》所要论辩的主要对手处在历史学领域内,而非市面上种种围绕帝国命运而生成的论调。

  第四,以麦考莱为代表的辉格派史学始终是西利批评的对象。他在《英格兰的扩张》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搭建的解释框架与麦考莱的史学针锋相对,因此其撰写英帝国史的意图只是延续其一贯的主张,即在清理麦考莱史学遗产的基础上重建英国历史学。

  西利对英国历史学的面貌并不满意,他认为浪漫主义的虚构和中古时代的英雄传奇充斥其中,很多历史学家对现代史及国家问题缺乏必要的认知,具有文学倾向的历史学不仅难以生产出原创性的研究,而且还会沦为党争的工具,而造成以上不成熟状况的原因与麦考莱的历史书写密切相关。(29)相似的态度自然也延续到了《英格兰的扩张》中。西利开宗明义地说明,应把国家的扩大而非“自由”、“民主”的进展当作英国历史学的主线,因此伊丽莎白时代之后英国史的主题是争夺新世界,而非宪政发展,审视北美独立战争的着眼点也需从议会党争的格局中解放出来。至于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西利认为,以问题为导向,将真实性作为目标的科学方法应该代替浪漫主义的历史叙事。由此可见,《英格兰的扩张》里的论述与麦考莱的辉格派史学恰成对照。(30)西利试图通过勾勒不列颠国家的成长过程,并一再突显德国历史学方法的优越性,来反衬出既有史学中的焦点偏差与方法疏漏,进而重新树立历史学的标准。他将麦考莱的史学遗产清理出英国历史学领域的主张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西利对国家问题、科学方法的念兹在兹,将专家视为预设读者的作法都指向一点,即他无意通过《英格兰的扩张》来激发大众的帝国意识,该书本质上是重建历史学过程中的副产品,其英帝国史书写的目的也非简单的为帝国团结的政策背书。所以说,西利“言语行动”的具体对象是麦考莱的史学,他并没有成为英帝国史开拓者的自觉意识,因而也未就此推动一场英帝国史的研究热潮。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距离《英格兰的扩张》出版之后30年,西德尼·若(Sidney Low,1857-1932)仍然在抱怨帝国史研究在英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德国和法国,其成果极为匮乏和浅陋。(31)英帝国史研究走向前台,还有待于之后卢卡斯与艾格顿等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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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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