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时代精神主题化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2017-11-27 09:5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孙正聿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极富洞察力地提出,“我们的时代”的根本特征和基本标志,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深刻地表现在,“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性的活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的重大跃迁,人类文明实现了空前的重大发展,人类自身也面对空前的重大挑战。这一重大跃迁、重大发展和重大挑战的实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程度”上的重大飞跃,从而构成了当今具有特定内涵的“我们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来把握“我们的时代”。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聚焦点”和“生长点”,洞悉时代精神,反思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创新实践,这应当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具根本性的理论自觉。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

  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作出了具体的、深刻的描述和阐释:其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二,“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其三,“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其四,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从而“按照它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其五,资产阶级不仅“使农村从属于城市”,而且“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其六,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其七,“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其八,“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资产阶级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即从农业文明的“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变为工业文明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因此,“资产阶级时代”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在“非神圣形象”(资本)中“自我异化”的时代。正是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变革为现实基础,以人的存在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为实质内容,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哲学的时代性使命:“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资产阶级时代”相比,20世纪中叶以来的“我们的时代”,实现了空前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表现为普遍化的“量的扩张”,而且表现为时代性的“质的飞跃”,这使“我们的时代”具有了新的历史性内涵。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觉,首先是必须以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为现实基础,并将当代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时代精神主题化。

  第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信息化”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正是以劳动资料的历史性变革为“测量器”和“指示器”,通常是把人类的文明形态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其主要标志就在于“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总体上看,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已经超过此前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总和。具有标志意义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就进入了利用核能的新时代,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类开始向外层空间进军,20世纪70年代人类又以重组DNA为标志而进入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微机处理机的大量生产为标志而进入信息时代,20世纪90年代则以软件开发及其大规模产业化为标志而进入信息革命的新纪元(参见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2页)。这表明,科学技术已经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而且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即全面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改变突出地表现为:信息传播的速度(即时性)和规模(全球性)、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信息传播的方式和规则、信息传播的深度和效应,使得“信息化”不仅成为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成为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信息化”已经成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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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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