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亡图存中探索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

——对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

2017-12-19 08:5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梦 龙军

  时务学堂诞生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之中,其存在不过短短一年,却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璀璨一页。文史大家杨树达曾言:“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这所学堂究竟流淌着怎样的血脉和精神?日前,当代书院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先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为读者讲述时务学堂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记者:从办学初衷上看,时务学堂如何有别于其他书院?

  邓洪波:时务学堂坚持以“报国、御侮、创新”为宗旨,“提倡新学,鼓吹维新”“以政学为主义”,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有别于传统书院服务科举的教育目的,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抵御外辱、救国强国的新式人才。因此,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都特别关心时政,都“意气风发”,“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这既是湖湘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也与岳麓书院“心忧天下”“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

  戊戌变法后,学生林圭、李炳寰、秦力山、唐才质等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投身反清斗争;头班学生中年纪最小的蔡锷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反袁护国的主帅,都与时务学堂贯彻“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分不开。可以说,时务学堂揭开了湖南近代学校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成为近代中国“以政学为主义”的典范。

  记者:时务学堂的启蒙教育不仅在于教育本身,更在于促进了湖南乃至全国思想界的大解放和社会风气的大开放。有哪些表现?

  邓洪波:湖南为中国中部内陆省份,三面环山,北有洞庭湖,环境相对闭塞。有人曾说,“湖南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维新运动兴起后,时务学堂推波助澜,湖南学习西方新学兴起,对外开放风气明显。与此同时,时务学堂讲新学,开民智,促进了湖南的思想解放,进而移风易俗,推动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时务学堂宣传反对封建专制,启发人们要救中国必须维新变法。革命性的启蒙教育,不但在学生中反应强烈,在社会上也如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后来的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留日留法勤工俭学、农民运动等,湖南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这都与时务学堂中的启蒙教育等密切相关。

  记者:时务学堂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作出了可贵探索。有哪些地方值得今日中国教育改革借鉴、传承和发展?

  邓洪波:首先,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核心。大学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时务学堂虽办学条件艰苦,但它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学校管理人员包括熊希龄、王先谦、谭嗣同、蒋德钧、李维翰等,教习唐才常、杨毓麟、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梁启超每天除上课4小时外,还要批改40名学生的札记和课卷,每一札记或课卷都要写批语,有的长达上千言,为批改札记和课卷,常常彻夜不眠,以至病倒。有如此敬业的大师,培养造就一批名人志士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学方法是关键。时务学堂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有机结合,包括溥通学与专门学,相当于今天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强调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在教育方法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有机结合,采用讲学制度,既有堂上讲授,也有同学会讲,还有札记册、问答法和讲学制度等教学方法,这些方法既植根于书院传统,又让人耳目一新,学生也“深造有得,旁通发挥”。

  此外,优质生源也打下了良好基础。时务学堂有着严格的招生录取、分类培养、甄别挑选制度。其招考审查和招录的严格程度超乎想象。第一次考试吸引了4000多名考生报考,结果只录取了40名,仅为1%。这还不算完,到了第二年4月,时务学堂又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再度审查,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正式学生只剩下27人。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就是该班的学生,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班”。

  (光明日报记者 刘梦 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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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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