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天津的演说活动

2017-12-27 08:28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陈凯

  1902年6月,一份以“开风气,牗民智”为宗旨的《大公报》在天津问世。半年后,即1902年12月,一则署名张蔚臣,题为《拟立同人会社议》的文章出现在《大公报》的版面上。其中有一节关于“演说”的论述,文字不长,颇为出色,现摘录如后:

  “登坛演说以博记闻也。方今外侮日亟,国事日非,军国大计,执政者慎密不言。”“凡吾同人,当知强邻四逼,国势迫亡,倘不竭力变法,而不能以自存。然变法首以讲求新学为宗旨,且非以演说不为功。”“大抵讲西学、阅新书者,大有一目了然之弊。若一经演说,在演者得以精研默记,乃能智有成竹,破口而道;在闻者能了如指掌。”“今在社同人,应按日挨班登坛演说,或演以五洲大势,国政得失。要皆有嘘气向天,气贯长虹,拔剑砍地,声泪俱下之概,使听者慷慨情深,以长志气,扩充记闻,而鼓热力。”

  上世纪初,演说活动颇为盛行,直隶工艺总局属下的考工厂(商品展览馆)成立,其《试办章程》对“考察司”的职责之一就是“演说各项要理”。该局总办周学熙强调,考工厂“应以考察演说为主”,称“工商演说为开风气最要之举”,要求“每月应开演说工艺理法,先由浅渐深……以开工业家智慧”。为此,考工厂专门成立了工商演说会,规定了每月初三、十八日举办两次演说活动的制度。果然,“每当演说,官绅士庶,听者常逾千人”,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就是袁世凯本人,作为直隶总督下去视察,也不时发表演说。如1903年,一次到铃铛阁中学巡视,便即兴对学生演说称:“今日我中国衰弱甚矣。诸生鉴于人强己弱,应各生惭愧;既知惭愧,宜各发奋……求功名还是第二层,第一要给中国立点事业。诸生宜各奋勉。”

  1905年至1906年,在直隶学务处的推动下,由热心社会教育的人士林墨青等,借着“废庙兴学”之风,于天津创建了“天、西、地、甘”四个宣讲所,就是利用被废弃的庙宇,即东马路的天齐庙,西马路的城隍庙,河东的地藏庵,北大关的甘露寺,改建成专门用于演说活动的宣讲所。如南开私立第一中学堂,就多次在这里举办“通俗演说会”,有报道称,仅1909年11月,就在此举办了两次活动。先“作国乐”,学堂监督“演说开会宗旨”,随后由宣讲员、学生登台演说,讲题包括国民自治、废除陋习、破除迷信、禁烟戒赌、宣扬“兄弟和睦”等,宣讲长达三个小时。

  1909年,在江宁(今南京)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南洋劝业会(商品展览会),天津许多展品获奖。参会的天津府“调查员”宋寿恒(即宋则久)曾有文称,“天津所以胜于南省者,大半皆演说会之力也”。对演说的作用评价甚高。

  民国后,社会上宣讲、演说之势有增无减。如1915年,天津著名实业家宋则久,倡办的直隶国货维持大会,在天津公园(今中山公园)接连三天展销国货,会场内便专设“演说台”,史料记载:“每日到会演说员,总有四十多人,或一人独演,或两人问答,”间或有“作乐助兴”。原定下午五点停止,因“男女来宾皆恋恋不去,直到六点钟后,方才停止”。同年,宋则久创办的国货售品所举办国货展览会,也设有演说场,“日日开演”,“全场能容四百余人,日日座为之满”;时常每日延长一小时,“实演到五点余钟,方才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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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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