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抱“乡曲之见” 不陷“地域歧视”

2018-01-16 09:00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陈宝良

  地有五方,人自然有五方之性。换言之,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分,故百姓的习尚,也无不随其风土为转移。所谓风俗,其中的“俗”字,大抵有下面两层意思:一则“俗”字从人,指的是在下之人的嗜欲。《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二则“俗”字从谷,“欲”字亦从谷,说明人们生活在广谷大川之间,他们的嗜欲就会有所差异。知晓了风俗、习尚产生之源,自然就不会对各地的风俗差异感到大惊小怪了。

  若对南方与北方加以比较,它们的风俗差异相当明显。以学术为例,华夏文化先是肇基于黄河南北,而后才启辟南土。自秦汉以来,闽越之疆始为汉土。所以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尚无学术可言。魏晋以后,南方学术日益昌盛,致使北方学者反而瞠乎其后。这是就学术变化大势立论,至于南北学术派别的差异,清末民初学者刘师培曾从南北的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诸方面,做过颇为细致的剖析,有人若有兴趣,可以去参考一下他所写的《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自会得到很好的答案。明末清初学者顾亭林最为有识,他在《日知录》一书中,寥寥数语就道出了南北士大夫的差异:一是南方的士大夫,晚年大多喜好“学佛”,而北方的士大夫,晚年则大多喜欢“学仙”;二是南北士大夫各有各的毛病。北方的士大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的士大夫,则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南北士人风俗之别,其实各有其原因。譬如江南之士,轻薄奢淫,这无疑是梁陈诸帝的遗风;而河北之人,斗狠劫杀,这更是安史诸凶的余化。南方与北方,区域差异太大,其间习俗自然有别,这很好理解。即使同处江南一地,难道就都是吴侬软语了吗?其实也不然。记得吾乡绍兴民间一直盛传一句乡谚,道:“绍兴人讲白话,苏州人讨相骂。”此谚的意思是说,绍兴人说话嗓门很大,不像苏州人那么细声软语,即使是平日里聊个天,嗓门之大甚至抵得上苏州人吵架。

  在过去的时代,因为空间的距离,自然会导致各地的人互相缺乏了解。以南北的交通工具为例,北方人乘车,南方人坐船。若是一个人坐井观天,难免会闹出一些笑话。如在明代,当时南方有一人造了一座船舫。有人嫉妒,就向监司衙门告发,说此家在水中造房,属于侵占,是为害地方的豪霸。监司官是北方人,听了以后大怒,说:“水中都敢造房,还有什么事不敢做?”打算将此人绳之以法。此人多次诉冤,不能昭雪。有一位儒生替他写了状纸。状纸道:“南方水乡,家家有个船舫,即如北方旱乡,家家有个马房。”监司官听后大悟,冤狱得以昭雪。可见,南方人出行坐船,家家建个船舫,不被北方人所理解,正如北方人出门骑马乘车,家家造个马房,而不为南方人所知晓一样。可见,乡曲之见甚是可怕。

  时至今日,乡曲之见风气不衰,转而使地域歧视之风甚嚣尘上。记得在京城工作时,单位里有一位北京人,当着我的面对河南人突发一通牢骚之言:“你看,这些河南人,不愿吃苦。收个破烂,上午11点才出门,下午3点回家,够一天吃的就行。不像你们浙江人,设摊修鞋,大冬天早上8点就出摊,天黑了还在寒风中忙活,能不发家吗?”说我的同乡好,我固然听着受用,但心中总不以此说为然。河南人怎么了?这么不招人待见,动辄即黑河南人。如此的刻板印象,显然已经涉嫌地域歧视,很是要不得。不少上海人最是瞧不起外地人,总觉得他们是乡巴佬。其实,上海人在外地人的眼里,也留下了不好的刻板印象,于是“小市民性”仿佛成了上海人的注册商标。在这一刻板印象下,上海男人无不成了贤惠的“小男人”,至于上海女人呢,似乎都是“嗲”与“作”的高手。有时碰到一个上海人,对他说:“你真的不像上海男人。”他听了会很不高兴:“你骂我?”

  人爱自己的故乡,甚至只见得自己家乡人好,固然无可厚非,一旦故步自封,人云亦云地说一方之人的不好,甚至加以地域歧视,这不止是缺乏雅量,更是无知的表现。对一方之人,切不可有成见,甚至留下刻板印象,否则就会上当吃亏。

  因风土人情的不同,或者久为乡风熏染,一地之人,自有一地的性格。这种人的地域性格,有好有坏,不必一概而论。早在明代,就久已盛传一种“地讳”之说,即以一物或一称代替一省之人,如畿辅 (今河北、天津一带) 称“响马”,陕西称“豹”,山西称“瓜”,山东称“胯”,河南称“驴”,江南 (今江苏南部) 称“水蟹”,浙江与安徽徽州称“盐豆”,浙江又称“呆”,江西称“腊鸡”,福建称“瘌”,四川称“鼠”,湖广 (今湖南、湖北) 称“干鱼”,两广 (广东、广西) 称“蛇”,云南、贵州称“象”。假若一个人有学识,肚量自然就大,就不以“地讳”为讳,甚至可以拿地讳互相戏谑。明代的文人学士就是如此。如成化年间,兵部尚书陕西人杨鼎,与刑部尚书福建人林聪在一起相聚。林戏道:“胡儿十岁能窥豹。”这是说杨鼎多须而年少。杨鼎随即反唇相讥:“瘌子三年不似人。”又河南人焦芳路过李东阳官邸。李东阳是湖南人,焦见屋檐底下晒着鱼干,就戏道:“晓日斜穿学士头。”李东阳应声道:“秋风正灌先生耳。”这是因为谚语有“秋风灌驴耳”之句。就此而论,我倒认为,各处之人相处,应该多向明代的文人学士看齐,有一种大度容人的雅量,不要剑拔弩张,针尖对麦芒。人不仅要读万卷书,更应行万里路。唯有如此,方可不再怀抱乡曲之见,更不会陷于地域歧视而不自知。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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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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