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告诉未来

2018-02-06 09:19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施展

  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历史热。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既有国人的著作,也有译著;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地大卖。

  实际上,历史热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屡见不鲜。

  揆诸世界历史,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目标也会失效;于是,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往往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

  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这个路口上,倘若它能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否则,它将浪费自己所经受的苦难。

  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同样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也包括未来学。

  一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理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历史最根本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里面了。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中华文明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进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它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以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将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没有这种超大规模,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地方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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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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