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重构激发近代以来史著新格局

2018-03-20 08: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舒习龙

  史书编纂不限于讲体裁、体例,也不单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它是史学家在深刻体悟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对复杂历史进程的再现,是主体和客体统一的结果。作为史书编纂主体的史学家,要真实、客观地再现历史,就必须具有高明的史识和高超的史书编纂技巧。史识是近代以来史书编纂的灵魂,成为推动史书编纂的重要动力。

  催生近代史书编纂转型

  近代时期史家史识的独特之处在于,晚清史家对历史的理解不满足以“史料”记“史实”,更愿意透过历史表象把握历史的联系,从更广阔的世界史视野去理解中国历史变动的规律。

  首先,世界意识和进步史观孕育史书编纂变革。魏源的“于局中而具局外识”,正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情势。面对中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一部分,史家必须变革史例以契合时代的需要,“地气天时变,史书体例亦因时而变”,即是在史识观新变下而激发的史法的变革。魏源撰著《海国图志》,怀有强烈的世界史意识和鲜明的经世思想,与传统史书编纂有所不同,呈现近代史书转型的趋势。

  在史料别择上,魏源采纳“以西洋人谭西洋”的史料方法,旨在从时代角度选择与世界历史地理相关的史料,反映中国所处世界的情况,以凸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史识。在体例设计方面,他对传统地志体也有鲜明的改造,用多种体裁相配合,弥补传统典志体的不足。在编年方法的改进上,他吸收了西方史著的长处,开始有意识地将公元纪年和传统纪年方式相结合,认为中西合历利于反映中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一部分的情势。

  其次,突破华夷史观的窒碍,融中西史体之长。王韬认为,以往史著昧于世界大势,体例和内容都不能适应变动历史形势的需要。他希望史家具有高明的史识,主动融入世界历史版图中,突破华夷史观的窒碍,建构具有特色的万国史观。他编纂的 《法国志略》吸收了传统历史编纂学和西方历史编纂学的长处,以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广志、广述四体配合的综合体,对传统典志体史书进行改造。

  在编纂体例方面,他感到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采用过去的“四裔”“外国列传”旧体例已过时,必须对旧史体进行改造。在比较中西史学的不同特点后,他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优点。体例的改造是由史识新变催生的,史识的新解激发了史书编纂的近代转型,史书编纂须要密切结合时代风势的变化,选择恰切的体例和叙事模式,以反映史家敏锐的思考。

  孕育近代史书编纂新模式

  进入20世纪后,史识的重大变化体现在进化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以及普遍历史观念的出现。史识观的新变与新史学思潮相合拍,代表人物有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等人。

  进化史观是近代历史哲学的重要形态和关键环节,突破了传统变易史观的束缚,用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和普遍整体的历史思维观察历史变动,在中国历史观的演进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正是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梁启超所阐述的“史识”观较传统史学更加深刻和透彻。进化史观的运用必然引起史书编纂的转型,与鸦片战争后的史书编纂格局相异其趣。

  首先,吸纳和改造章节体史书。陈黻宸的“独识”说,是新史学时期标揭史识作用醒目的话语表述。他认为,“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独识”是指史家应不囿于前人之见,不偏于事实真相,面对复杂的历史,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审慎独立的思考。唯有见识高远,才能形成符合历史情势的 “独例”。他所谓的“独例”,正是在观照中国传统史书史体之长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史体优点而构建,符合新史学需要。史识观的嬗变激发梁启超对西方章节体史书编纂形式的接受和改造,对章节体史书编纂形式的吸收和改造奠定了新史学编纂形式的新格局。

  其次,撰著新式通史。章太炎的史识是在针砭官修史书之弊时提出的,认为新式通史须独立撰修,以见史家的独识心裁。他借用西方进化论哲学,梳理和解读民众生活史、制度史、学术史等。在编纂方法上,“专史家必须与通史家合作起来,我们才可希望做出一部理想的人类社会进化史”。梁启超新式通史的撰著设想也同样得益于进化观念的陶融,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上世史”“中世史”和 “近世史”。在其编纂设想和实践中,他对新史学的独到理解与进化史观的方法论密切相关。

  最后,在进化史观视野下注重民族国家。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模式,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注重群体和民族国家的叙述模式。其进化史观的重要特点在于,将史书编纂置于普遍主义的历史尺度的解读范围内,将中国历史纳入与欧洲相同的史学框架内,并赋予中国历史以普遍历史的观念和价值。梁启超从文明交融的角度,来疏解中国历史普遍性与空间疆域的关系,以此建构其民族国家理论。

  唯物史观呈现新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史识观的重构成为现代史学的关键话语,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背景的史家借用中西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从革新角度重新阐释和解读史识话语、内涵与方法,以期使中国史学的经典话语焕发生机。史识话语的重构不仅提升了中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而且为催生史书编纂的多元格局提供了书写理论和工具。

  李泰棻的新“三长说”就是史识话语的新阐释,在他看来,科学见识的养成必须依赖科学思想和方法,以近代科学的识见剖析分辨古史的可疑之处,以追求历史真相,获得对历史的新认知。史识观的重构反映在史书编纂思想方面,即是他具有初步的世界历史整体史观的观念。整体史观赋予他编纂史书的新思考,即史书编纂不宜强分疆域和时期。刘掞藜对史识的解读颇具系统,思考的路径既有方法论层面的哲理探究,亦有对时代风会和历史通变的梳理。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来看,刘咸炘的史识观由其“道家史观”、儒家思想所催生,将道家“持两”之道与儒家“用中”之学有机融合。其“察势观风”的史识观,主张从纵与横角度考察风势之变动,化繁为简,以周知事势之变动。为实现史识的新变,他认为时与地是“察势观风”的两个维度。他的史识新变,不是从西方史学理论中吸收资源,而是反求诸己,从传统史学中寻求新变,并以此来建构史书编纂的模式。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轫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于社会史大论战之时,20世纪40年代为其高潮阶段。唯物史观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历史学的史学实践,构建起宏大的中国史书编纂格局,将史识和史书编纂有机融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的崭新释读,超越了传统史家史识观的局限。第一,在历史分期方面,他们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将中国古代历史做了初步的分期。第二,在方法上,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梳理和解读历史变动的原因和动力。第三,将劳动人民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第四,他们关注经济因素,认为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

  史识与史法(史书编纂)是中国史学的经典命题,催生史识与史法经典命题的现代诠释,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儒学和传统学术提供的思想资源和范式已经不适应近代巨变的客观形势;外因是西方各种新学术、新方法的涌入,为史识和史法的新变提供了便于操作的理论根据。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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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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