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吏:古代法治的一个“宗旨”

2018-04-02 14:24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启成

  《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以下简称《法治》)一书,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法治演变的精心之作。在我看来,该书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即中国历代法治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其回答很精炼,即法治是“治吏”,因为只有用法来治吏,才能有好的“吏治”,才能长治久安,客观上造福天下苍生。因此,“治吏”就成为中国历代法治的“宗旨”。

  “治吏”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故失火之啬夫,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

  君主如何才能明用“法”并把“法”用好?韩非即点出了“治吏不治民”的主张。理由在于吏的职责乃临民治民,直接治吏即等于间接治民。君主独居高位、大位,势不能直接治民,只有抓重点来治吏,达到纲举目张之效。韩非的“治吏”说,长处在实效,故在随后的帝制时期,多被历代君主实际上奉为圭臬;其短亦在只讲实效而流于极端功利,且将民众完全视为被治理对象,故注定它最多能收效于一时,而非长久之计。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随着治理经验的累积,终于确立了以外儒内法为核心思想依据的治道。

  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先生感于国破之痛,以绝世之资,精研历代治道,概括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一语,将帝制中国法制精义一语道破:

  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

  船山先生以为,这八个字只是“经”,在具体施行中还要讲“权”,拿捏好“治吏”与“养民”之间的分寸,即“治吏”服务于“养民”,其本身不是目的。治吏以严是原则,但不能一味僵化株守,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不将“吏”逼得铤而走险,有必要在施行时暂予从宽。这样,船山先生一方面将“治吏”原则上升到历代治道核心内容的高度,另一方面,可能还更重要,是将法家的“治吏”说内化到儒家的“养民”说中,赋予了“治吏”说崇高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即便如此,无论是肇其端的韩非还是集其成的船山先生,都没能把“治吏”说背后的理由以清晰明白且系统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予以实证,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传统学术强调生活体验,行动中的“悟”,而不太注重以语言文字来系统论证。徐复观先生即指出:西方的思想家是以思辨为主,思辨的本身必形成一逻辑的结构。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船山先生是在《读通鉴论》一书中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该书之性质决定了作者只能是根据单个或者相近的数个历史事件以读后感的方式引申出该抽象命题,是“悟”了之后拿眼前的史实来印证。第二,韩非和船山先生都受时代限制。韩非虽长于说理,但未曾见过秦汉之后一统帝国法制之成形及其实际运作情况;船山先生虽及见之,但也未能看到法制近代转型之艰难复杂。今世学人,可能对固有治道的体悟不及船山先生之感同身受,也可能不及韩非的说理能力,但有机会看到更长时空范围内的法制演变轨迹,能借鉴西方学术长于言证说理的优势,于这些先贤提出的学术命题背后的理由进行更为明晰系统的阐述。这是《法治是什么》一书对我最有启发的地方。试看:

  这种帝制法治/官僚法治怎样去“治”?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官员的选任,二是官员的任职,三是官员的监督……将贤能选拔为官吏,这些贤能居官之后,固可凭借其贤能更好地理政,更可凭借其贤能枉法营私,乃至谋反、谋逆,取君主而代之。臣下谋朝篡位,是君主们最关注的问题,而中国史书所记载的这类事件,可谓史不绝书。如何让这些贤能之官吏既能发挥其治国平天下之长才,又不致于威胁皇权?传统中国法制主要在任职和监督这两个方面想办法。

  简单凝练几句话,即大致勾勒出了西周晚期到汉代中期这六七百年的重大社会变化的原因:即要一统天下必须放弃世官世禄制而选拔贤能,天下既一统后要监察贤能以治理天下,法治即围绕这一主题来设计。由此,将官员选拔制、任职制、监察制纳入到“治吏”这一宗旨中来,很有说服力地拓宽了法制史的研究范围,为“法治”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说思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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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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