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性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保护  

2018-04-11 08: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锋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大多具有鲜明的复合性。各民族节庆文化的复合性特点尤为突出。复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理解。在共时层面上,文化遗产并非基于单一的文化现象,而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在历时层面上,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其文化内涵具有历史层次的丰富性。共时层面的文化多样性易于认知和展现,而历时层面的层次性和丰富性,则较难分析和把握。白族绕三灵,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复合性文化遗产。

  社祭遗存的活化石

  绕三灵活动原为4天,后缩减为3天。每年农历的四月廿三日至廿五日,大理坝子内上百个村庄、数以万计的白族群众离家沿苍山脚下、洱海之滨尽情游乐歌舞,三日三夜方散,行程约40公里,堪称洱海区域最具文化多样性、历史遗存最为丰富、规模最为宏大的节庆活动。传说这一习俗始于南诏时期,但其发源可能更早。绕三灵的风俗活动中保留了丰富的原始宗教信仰遗存。其中,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历史最为久远,对太阳的崇拜尤其占有重要地位。参加绕三灵的男女,额头两边都贴有太阳花彩纸图案,俗称“太阳膏”。绕三灵队伍引导者必须戴墨镜,白族民间认为可避免冒犯太阳神。绕三灵活动中很多仪式和装饰灯,也都与太阳崇拜有关。对太阳的崇拜,与后来的农耕祭祀结合在一起,在绕三灵活动中传承至今。

  绕三灵还集中体现了白族先民以“社祭”为中心的宗教活动遗存。中原地区古代社会也盛行社祭,作为古代氏族成员的集会形式,人们以松、栗、槐、桑等代表氏族和土地,集会时每个氏族所举的树枝象征其氏族和社神。社祭一为求子嗣,二为禳灾。白族地区社祭历史悠久,绕三灵活动中社祭的遗存也较丰富。绕三灵队伍最前头是一枝两三米高的柳枝或竹枝,上挂葫芦、红布,由两个巫觋或年长者扶持,整个队伍在其引导之下行进。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说:“凡七十余村,村各奉其本主,各为一队,自成行列……及至小朝,将树枝供于神前。”显然,这里的树枝即为社树,既代表村落,也代表本村的本主神。绕三灵的一系列祭祀活动,都以祈求子嗣和禳灾求福为主要目的。如社树上用红布拴有葫芦,寓意多子;两名扶持社树者盛装打扮,边走边舞,身躯前后左右大幅摆动,舞蹈动作怪诞夸张,带有白族原始宗教舞蹈的特点。大规模的社祭活动在内地多已不存,仅见于文献记载,白族绕三灵的社祭遗存具有活化石意义。

  古老婚恋习俗的遗迹

  绕三灵还有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即它也是白族男女交往的重要场合。绕三灵中的男女交往,相互称对方为“活恩尼”(直译为“花柳人”)或“架尼”(直译为“伙伴”)。“活恩尼”或因早有感情而结成,或在绕三灵等场合相识后形成较稳定的关系,他们在节日里交换信物,以示相互承认。有的“活恩尼”从青年时代一直保持到老年。在当代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中,“活恩尼”在特殊的时间和场合,可被白族社会道德所默许,而绕三灵就是这样一个场合。但绕三灵中的男女交往,并不影响各自的家庭生活。在绕三灵的三天时间里,“活恩尼”白天在一起祭祀神灵,晚上对唱情歌,形成了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化景观。这显然是古代婚恋习俗在绕三灵中的保留。唐代樊绰的《蛮书》记载:“俗法,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样的婚姻形态,但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婚姻家庭资料仅保存在人类早期的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作品中,研究起来难度很大。而绕三灵所保留的一些婚恋习俗,无疑是有关民族早期婚姻家庭制度的活态资料,极具研究价值。

  农耕文化的遗存

  绕三灵与白族古代社会的农业发展也密切相关。从考古和文献记载看,早在三千多年前,洱海区域的先民已种植水稻,是亚洲最早的水稻发源地之一,白族先民也较早进入了定居农耕生产阶段。到唐南诏时期,洱海地区“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据《南诏德化碑》载:“启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水稻生产工序繁复,在特定生产阶段对于雨水、阳光都有特别的要求。绕三灵举行之际,正是准备播种、栽秧的关键时期,但此时洱海地区干季进入尾声,雨季尚未来临,雨水缺乏。绕三灵神庙中随处可见的龙,各种与太阳有关的装饰,以及各村各寨的社树等,都生动体现了对雨水、阳光、土地诸农耕要素的祈求与崇拜。白族人通过祭祀和歌舞娱神的形式,把对丰收的渴望寄托在对山川和神灵的祈求上。此外,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中,普遍有通过男女在田地边的交往活动祈求庄稼丰产的风俗。从这个角度看,绕三灵期间男女结交“活恩尼”等习俗,也可能是与农耕文化相联系的古老风俗的遗存。

  绕三灵活动中拜祭的核心神祇,是洱海地区地位最高的本主神,即“五百神王”段宗牓。段宗牓之所以成为本主信仰的“神中之神”,不仅因为他是南诏大军将,更重要的原因,他是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之祖。因此,段宗牓可以将南诏和大理国的政权合法性联系起来,并为大理国及元代段氏总管的政治统治提供宗教文化支撑。千百年来,白族文化以特有的开放和包容精神,创造了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同时,绕三灵习俗又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而来,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先民文化时期,具有丰富的历史层次性,堪称民族文化发展的活化石。

  正确认知

  历史文化价值与保护的关系

  对于绕三灵这样的复合性文化遗产,人们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和保护存在客观上的困难,也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这些偏差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具有普遍性,值得注意。以绕三灵为例,这些偏差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共时层面,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文化多样性,或是在保护工作中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多样性。对于类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经济和旅游发展的需要,往往采用标签化和概念化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甚至为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有意抽取文化遗产中某一方面的现象来做宣传文章,如给绕三灵冠以“白族狂欢节”“白族情人节”等名称;或者强调遗产的“可展示性”,在保护工作中只重视可展示部分,对于难以进行舞台和展厅展示的内容,则有意识地进行剥离,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碎片化,整体性保护堪忧。

  第二,历时层面,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有些研究者不能正确认识遗产中带有历史发展阶段性文化遗存的价值。例如,对于绕三灵中的男女交往习俗,不是将其视为人类早期文化的遗存,而视之为“不足为外人道”的男女情事,或视而不见,或歧视鄙薄,从而影响到对遗产的客观评价。这些认识和工作偏差,需要加以重视并进行有效引导和纠正,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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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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