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六个大彩盘身世之谜解开

原是明朝出口日本的漳州瓷

2018-05-09 10:53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郭平

  核心提示

  在旅顺博物馆馆藏瓷器中,有6件色彩鲜艳的五彩大盘,其身世一直是个谜,由于无法确定窑址,国内外研究者冠以多个称谓。

  上个世纪80年代,福建漳州地区发现了明末清初的窑址,最终为旅顺博物馆馆藏彩盘提供了线索。原来,五彩大盘在400多年前远销日本,在那里的瓷器制造史上留下深刻烙印后,这几件易碎品传奇般地安身在了大连。

  文物档案

  漳州窑五彩龙鹤纹盘

  高8厘米、口径38厘米、底径18.3厘米。敞口,微折沿,圈足。足脊与局部器壁粘砂,外底偶见白釉,为随意涂施,多数露胎,可见修坯痕。内里图案满饰,于泛青的白釉地上以红、绿、蓝三彩饰纹。口缘装饰勾云纹带,以细密竖条纹间隔。盘壁描绘两组龙戏珠纹,其间装饰火珠、仙山、瑞草、卷云纹等。内底以牡丹仙鹤纹为饰,花簇丛中,仙鹤单腿直立,脖颈蜷缩,安静而悠闲。所属年代为明末。

  身份曾经引起众多的猜想

  “你来得巧了,我们馆的瓷器展厅刚刚重新布展,那几件漳州窑五彩大盘是首次公开展出。”旅顺博物馆研究员孙传波带着记者来到位于博物馆主楼二楼的瓷器展厅。这里靠东边的一面墙壁边独立安设一个展柜,展柜中一字排开,展出了3件硕大的瓷盘。

  尽管以前在图片中多次仔细端详过这几件400多年前的瓷器,然而其个头还是令记者暗暗吃惊。直观地说,大盘的口径与目前家庭里使用的洗脸盆不相上下,考虑到它们的块头,瓷器的易碎性,再加上它们所经历的漫长、艰辛的旅途,今天人们能够见到这样完好如初的实物,真是不易。

  据介绍,旅顺博物馆现在共藏有6件漳州窑五彩大盘,此次展出的是其中的3件,分别是漳州窑五彩龙鹤纹盘、五彩双龙戏珠纹盘和五彩裂塔纹盘。

  现在,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认识和欣赏它们,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外的有关专家都无法确切讲清楚这些瓷器的身世,因而为之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称谓。

  这些称谓是学者们根据此类传世瓷器的特点,结合文献资料分析的结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称呼是“汕头器”。国外还有学者将其称为“华南三彩”,相关作品《明瓷杂感》中就认为带粘砂底的器物应是福建石码或福建漳州地区生产的中国贸易瓷,所属年代为明朝天启至崇祯年间。

  我国外销瓷研究专家韩槐准曾经提出“华南窑”观点,他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中认为,所谓“汕头器”应出自福建各窑。现在看来,还是韩槐准当年的分析更接近事实。

  在旅顺博物馆,研究人员对此类瓷器的认识同样长期处于模糊当中。孙传波说:“6件漳州窑瓷器当初在文物分类时并不在一起,其中3件登记在中国瓷器中,还有3件登记在外国瓷器类别里。”

  据介绍,旅顺博物馆的6件漳州窑瓷器多数是日本殖民占领旅顺期间,从日本收藏者手中征集来的。根据部分瓷器底部保留的日本殖民占领时期的编号可知,有4件瓷器来源于日本收藏者。

  另外两件是1956年9月由旅大市中山区公安分局拨交而来,其中还有一件未标明来源。

  在对这种色彩绚丽的瓷器本身认识不清的情况下,有的人甚至将其误会成外国瓷

  漂洋海外三百余年

  孙传波告诉记者,漳州窑兴起于明末清初,出产瓷器主要为外销,国内留存很少,在国内现存漳州窑瓷器中,旅顺博物馆藏品无论数量还是品质都属上乘。

  由于展柜背靠墙壁,无法直接看到大盘的后面,孙传波指引记者从侧面观察,在瓷盘的底沿处,粘有砂粒,这是鉴别漳州窑瓷器的主要特征之一。

  记者了解到,漳州窑是对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窑业的总称,窑址分布于漳州地区的平和、漳浦、南靖、云霄、诏安、华安等县,以平和的南胜、五寨地区窑址最为集中,具有代表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多次考古调查,发现明清时期窑址十余处。

  漳州窑的发展始自平和寇乱以后。据《平和县志》记载,明正德八年(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为平定乱局,明正德十一年,明王朝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和漳州等地。王阳明赴任后调动福建、江西、广东三省兵马,迅速平定了平和寇乱。此后,为了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江西士兵中有一些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就此留在当地创业。

  漳州的月港是实行海禁的明王朝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的对外通商港,全国仅此一处。当年对外贸易中瓷器又是大宗商品,此后漳州连续多任官员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推动漳州窑业迅速发展。清代实施更为严格的海禁之后,漳州窑业才逐渐沉入史海,以至于数百年间默默无闻。

  为研究漳州窑瓷器,孙传波曾到平和窑进行考察。她注意到,当地丘陵分布很多,窑址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而建,丘陵间的山溪顺流而下,可以直达当时的月港,地理条件得天独厚。

  “不过,当地出土的多是瓷器残片,完整的瓷器比较少。”孙传波说。她当时认真地研究了漳州窑的窑室及主要采用的窑具,其中的匣钵引起了她的注意。这种匣钵是在瓷器装烧的过程中,为防止气体及有害物质对坯体、釉面的破坏及污损,用耐火材料制作而成的盒子。“当时漳州窑业发达,需求旺盛,人们将涂了釉的瓷器放到匣钵里,在烧制时釉汁就有可能流淌下来,以至于将瓷器粘在匣钵上。于是聪明的窑工就想出了在匣钵底部铺砂的主意,不经意间为漳州窑瓷器粘上了身份标志。”

  旅顺博物馆的6件漳州窑五彩大盘全都带有这一重要印记。

  那么回到旅顺博物馆藏品的身份上来,据分析,它们的来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收藏者将瓷器从日本带到中国;二是收藏者在20世纪初来到中国后,从中国人手中征集。然而,明末的漳州窑五彩瓷器主要作为外销瓷远销日本,国内保存下来的较少。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旅大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政府又曾迁徙大批日本国民到旅大定居,再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顺所经历的战争与破坏,人们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些。

  如果是这样,这6件五彩大盘便在300多年间两次漂洋过海,最终回归祖国。

  独特技法影响了日本彩瓷

  孙传波说:“从艺术鉴赏的角度看,我非常喜欢这几件漳州窑五彩大盘,为的是那份洒脱、明艳的风采。”

  她让记者仔细看漳州窑五彩大盘的图案,注意其中的红色图案,这些图案是没有勾边的。为了对比这种差异,她又将记者带到一件同时期景德镇窑出产的瓷器旁。两相对比,这下记者看清楚了,那件瓷器的所有彩色图案边缘都有细细的黑线条,那是画工事先根据将要绘制图案所画的轮廓线,然后再像小学生做的添彩作业那样将色彩描到轮廓线中。

  漳州窑五彩大盘绿、蓝等彩色图案也有黑线条,也是工整地描画,唯独红色是直接画上去的。在漳州窑五彩龙鹤纹盘上,那只仙鹤背部的羽毛、直立的单腿是劲道地一笔而就,甚至可以感受得到当年画工运笔的力道。大盘边沿的红色竖线也是如此,仔细、感性又很随意。

  孙传波说:“这种绘画方法明显受到了明初瓷器绘画技法‘一笔绘’的影响。”

  “当然,如果将瓷器所反映出来的明代瓷器绘画艺术一一道来,那话就长了。”她笑着简单点了点题:那两条龙,爪子是四趾,与后来清代的明显不同,那朵牡丹花,每个花瓣边上都有留白,也是明初通常采用的瓷绘方法。

  据介绍,当年的漳州窑五彩瓷器远销日本,深受欢迎。

  其中的原因是日本制瓷业产生很晚,直到17世纪初,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日本发现了可供制瓷的原土后才产生。

  孙传波说:“我在观察这几件五彩大盘的时候,总在想当年日本人买了它去做什么用。”

  因为经历了400多年,大盘表面没有留下使用过的痕迹。如果作为就餐用具,即使再精心地使用也会留下擦划痕迹,然而大盘表面没有任何印迹,甚至瓷器在烧制过程中形成的“棕眼”,也是干干净净,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些细小孔洞是最难保持清洁的。

  多年研究,孙传波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大盘是被当作装饰用的。由此可见收藏者在300多年里,数代人对中国瓷器的喜爱。

  孙传波对日本瓷器的发展也做过深入研究,在很多日本著名陶艺家的作品当中,她不仅看到漳州窑五彩瓷器上的图案,还看到了完全一致的绘画技法,那就是红色图案一挥而就,其他色彩先绘画轮廓线,最终再添色完成。晚于漳州窑五彩瓷器的日本瓷器作品上,这种师承关系被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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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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