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天设都 法天而治

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渊源

2018-05-28 09:39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朱祖希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既是某一地域各文化圈文化能量的集结地,同时也是该地域文化能量的辐射中心。而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几个朝代的定都之地,无论其在文化的博大,亦或是精深,都活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绵着时代特有的神韵,而北京城中轴线就是其集大成者。

  一、北京城中轴线的形成

  北京城从南端的永定门到北面的钟鼓楼,这条贯穿全城的中轴线,就像是一个“合页”中间的“轴”。“中轴突出、两翼对称”是北京城城市格局的最大特色。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北京城中轴线,肇始于元,而形成于明。

  元至元年(126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汗”,即元世祖。元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派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后决定放弃燕京旧城,而在其东北郊以原金代的离宫——大宁宫(琼华岛)为中心兴建新都,即元大都。

  当时,为了把琼华岛周围的天然湖泊全都揽入城内,便确定了湖泊东延的最远点,即今万宁桥(后门桥)为基准点,形成南北延长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即后来从南端的丽正门到中心阁的南半城的中轴线,并把大内(宫城)建于其上,与湖泊两岸的另两组建筑——南面的隆福宫、北面的兴圣宫,形成“三宫鼎峙”的态势。在这条规划建设中轴线的北端,即从中心阁往西129米处,又有一条控制北城的中分线,其南端建有钟、鼓楼二楼(这也就是后来的旧鼓楼大街)。

  明成祖朱棣夺取王位之后,决定迁都北平。期间虽有拆除元故宫的行动,却继承了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并把钟、鼓二楼迁建到中轴线的北端,在拆毁元朝延春阁的故址上堆砌万岁山(清改称景山)。嘉靖年间增建外城,不仅使北京城的平面格局形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凸”字形,从而也就形成了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这样一条长达7.8公里的北京城中轴线,并为清代所继承。

  新中国成立之后,定都北京,原先业已存在的中轴线得以继承,而且还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二、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渊源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天”似乎一直是一个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而又充满着神秘色彩的东西。由于天的变幻莫测,人世间的祸福、命运完全慑服于自然界的威力,进而敬畏自然,并将大自然降于人间的祸福,归结为某种神的力量。而在宇宙的“众神”之中,又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帝。这个驾驭宇宙、领袖群伦的超自然的“天帝”,也自然成了中国文化寄寓的精神象征。正因于此,无论是从人的主观角度,抑或是从大自然的客观角度而论,作为地处北半球,以农耕文明为显著特点的华夏大地,从它的原始形态文明开始,便与天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对巍巍苍穹神秘力量的体悟、敬畏,乃至崇拜,又产生了华夏民族文化上某些亘古不变的原型。古人总是把天象的变化与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变化和吉凶,乃至国家的兴亡。不仅如此,我们的祖先还从对天穹的观测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天界是一个帝星——北极星为中心,以四象、五宫、二十八宿为主干构成的庞大体系。天帝所居的紫微垣,位居五宫的中央,即“中宫”。满天的星斗都环绕着帝星,犹如臣下奉君,形成拱卫之势。《中庸》载:“天道恒象,人事或遵。北极足以比圣,众星足以喻臣。紫宸(即紫微宫)岂惟大邦是控,临朝御众而已。”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王都自诩为天帝的“元子”,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天承运”。“象天设都,法天而治”,即寻求“象征物”(建筑物,乃至建筑群)与“存在物”(想象中的天体世界)的物物相对。诚如《三辅黄图》所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征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皇帝所居的宫城必定要效法于天帝,居于“天中”的紫微宫,即中宫。在“地中”(“土中”)修筑紫禁城。而在其正南一面则要辟出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御道,即“通天之路”(亦称“天街”)。

  这个自周秦以来,尤其是自隋唐以来长期延续的基本定式,即以皇宫为中心并将主要建筑物部署在由宫殿向南延伸的中轴线上,左右取得均衡对称,再加上高低起伏变化,构建出一个在空间布局上最大限度地突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三、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

  明清北京城的建设,不仅传承了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而效法明南京城,在表现手法上显得更为灵活。

  譬如,在紫禁城的北面,用拆毁元代故宫的房渣土和挖掘筒子河的渣土,在元代后宫的延春阁上堆起了一座高40余米的土山。这座在中国风水理论上所谓的“镇山”,与奉天门(即今太和门)前的内金水河形成了“背山面水”的格局,又命名为“万岁山”。这座人工堆砌的小山,异峰突起于北京小平原上,成为北京城中“君临天下,皇权至上”极为鲜明的标志。与此同时,又将原位于旧鼓楼大街上的钟、鼓二楼,移到“万岁山”的北面,作为整个中轴线的终结。钟、鼓二楼原是京城的报时中心,自然也是全国的“标准时间”,从而也就更加突出了“大明江山一统天下”的政治涵义。

  明北京城为清朝所承袭。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政府曾将贯通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确定为天文、地理意义上的“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线。这实际上是在天文和地理意义上,重申古代中国以本土作为世界中心的理念。它比1884年国际会议确定通过的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要早175年。

  至于有关北京城中轴线存在有偏离子午线的现象,实际是指南针本身就存在的磁偏角。对此,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也早已有所察觉。宋初,供职于司天监的天文学家杨惟德就曾在进献皇帝的《茔原总录》一书中说道:“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

  总之,我们中华先祖的天文崇拜、象天设都,即在宇宙,“天”为至尊;在人世,“君”为至尊,乃是形成“天子居中、层层拱卫”理念的本源。作为中国文化观念的原型,它制约并影响着政治和哲学的观念,塑造着“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文化特色,并仿照北极独尊的格局,模拟以北极为中心的“天国”秩序。“王者如居天下之中”——“地中”,建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体制。而“君临天下,面南为尊”,则是我们位居北半球这一地理位置的先祖崇拜北极的产物,原本是宫殿前面圣的御道,经过数千年的演绎,最终成为贯通都城南北、统领全城的中轴线。

  (作者:朱祖希,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带研究院)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历史遗存及文脉梳理”(项目编号:17ZDA3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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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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