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辽史补注》出版过程

2018-06-15 08:40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勉

  《辽史补注》成书历时半个多世纪,始撰于史语所时期,到陈述先生去世之前,方基本完成,又时隔26年才终于出版。所谓“好事多磨”。陈述先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对这部书不断进行补充、修正,使之成为了一部集整理与研究为一体的巨著。

  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曾有好几次可以出版的机会,都因种种原因搁置下来。《辽史补注》的撰著和出版过程,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一

  陈述先生在《辽史补注》后记里写到撰著是书的起因:

  述初读《辽史》时,尝置《辽史拾遗》、《拾遗补》于侧,觉有未安,随手查阅。后因翻检之便,遂合两者为一书。偶有新知,亦附注书眉,仅便于使用,初未有意成书。

  在北海静心斋时,一日,友人姚从吾过访,见此册,问,吾兄将欲撰一新《辽史》?急应之曰:不敢不敢。当时吾实无此奢愿。但志在辽、金二史,则已略具方向。

  北海静心斋,即当时中研院史语所所在地。陈述因受傅斯年看重,1935年毕业后即到史语所工作。《辽史补注》工作的正式开展,正始于此。现在还能看到本书早期的手稿,用的是史语所特制的稿笺,乌丝栏,半叶十行,中缝油印“补注”二字。另刻有“校注”专印。陈述将《辽史》正文逐字抄录,校注部分则先捺朱印,再用双行小字注于下。这显然已经是誊抄过的,若再有增补,则以蝇头小楷写于天头地脚,或另纸贴附。

  “七七”事变之后,陈述随史语所内迁,先后辗转于南京、长沙、桂林、南宁、昆明等地,1940年底被金毓黻“借调”到侨居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其间始终笔耕不辍。当时《辽史补注》书稿初就,曾与《辽金闻见汇录》(未刊)一起列入东北大学的出版计划,因呈请陈寅恪先生为作序:

  ……久与沦陷区隔绝,东北重分几省,已莫得闻;经济更无所知。且金先生只半年来三台,半年在重庆,印制设备,仅石印机一台。

  远在后方,期以纸墨报国,此书与《辽金闻见汇录》,均曾列入计划目录。因条理其类例,整齐成书。并以序例寄寅恪先生呈教,重承鼓励,亟欲早见此书出版。但卷帙较重,印制为难。(《辽史补注后记》)

  陈寅恪当时刚刚脱离了困厄香港的处境,辗转抵达桂林,“途中得陈玉书先生述寄示所撰《辽史补注序例》,急取读之”,境遇所至,怀古而伤今,特赞同其宁详勿略之旨,寄望甚高。欣然为其撰序,称:“惟尚冀未至此身盖棺之日,获逢是书出版之期,而《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斯则今日发声唱导之时不胜深愿诚祷者也。”

  《辽史补注》虽列入出版计划,并获陈寅恪撰序,但当时因为《补注》一书篇幅较大,而战时物资短缺,印力有限,终未能印成。据陈述在另一篇文章里回忆道:

  研究室附设两套石印机,一面编印《东北集刊》,一面印研究东北的专著如《东北通史》、《东北书徵》等,还承印东大的学报《志林》,《辽金闻见汇录》、《辽史补注》也排入过计划目录,实际无力印。又因研究室改为研究所,任务由研究东北转向一般教学,1942年我专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导师,印书的事就搁置了。(《求学自叙》)

  书稿虽没能印制,但至少未毁于战火,已属不易。日本投降后,东北大学陆续从三台迁回沈阳,陈述“同全校人员别了三台,过重庆,顺江而东”,先到南京,再到上海,留在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没有去沈阳。1947年,陈述回到北京师范大学,此时《辽史补注》又有一次出版机会:

  友人聂崇岐小山、齐思和致中为言,哈佛燕京社存纸若干,欲排印此书。(《辽史补注后记》)

  1951年2月,教育部接管燕京大学,次年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也与燕京大学一起成为了历史,排印一事自也作罢。与社会的巨变相比,一部书的出版与否便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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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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