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文献学的方法、理论和学科建设

2018-07-03 09:55 来源:《文献》 作者:杜泽逊

  内容提要:文献学的核心内容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延展内容是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相关学科是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经学、小学、科技史、宗教学等。由此形成文献学的主要分支学科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以及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经学文献学、小学文献学、科技史文献学、宗教文献学等。而入门之学仍是目录学。这些分支学科的理论、历史和相互关系的研究,构成文献学理论研究的主干内容。各分支学科的科学建构也就是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

  关 键 词:目录学/文献学方法/文献学理论/文献学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古籍目录版本学、四库学、山东文献。

 

  一、文献学方法

  但凡从事文献学的人,绝对不能没有方法。没有方法的话,你知道从哪进去,往哪走,从哪出来吗?所有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人,一定是有个入口的。入了口的人要干什么,也一定是知道的。专业的文献学工作者,一定是知道这个套路的。这个套路,就是方法。中国的学者,以怀抱之方法,指导他的实践。他的实践能够形成成果,但是他的方法却往往并不系统地说出来。这就是重实践、轻理论。我们现在要想了解他的方法,只能从他的实践中来总结。其实前人也零零星星的谈了这些方法,比方说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自序》当中,说他的入门是《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①,这就是方法。按照传统的说法,当然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说法,那就是文献学的入门是目录学。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文献学是文献学,古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古代史是古代史,古代汉语是古代汉语,文献学和它们相关,而又不同。文献学一定有它独特的内容,它才能够成为学科。如果去掉和人家交叉的部分不存在自己独有的部分了,这种学科就不需要了。文献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文献学的入门是目录学。

  目录学的入门,可以首先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就是鲁迅先生为许世瑛开的书单上的那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包含3400多部书的简明提要。并且这3400多部书都按经、史、子、集分了类。经部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各小类,史部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小类,子部又分儒家、兵家、法家、杂家、释家、道家等小类,集部又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类。经部的礼类又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等,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等。这已经有三级分类,形成了完整的国学体系,重要的国学书目都有了,精要的内容介绍也有了,是非常完整的。我们要研究文献学,就要以这个为入门。此外,《四库全书》是乾隆时候修的,乾隆以来又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典籍,这些典籍可以通过另一部书目《书目答问》来了解。《书目答问》可以作为第二部目录。这两部目录看完之后,国学要籍就基本没有遗漏了,并且是涵盖各门学科的要籍,而不是专科要籍。如果研究中医就光看中医目录,那只能学中医,不能学别的。二十四史当中也有医学家的传。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当中都有医学家的材料,你都将不会知道。地方志当中也有大量医学家的传,你也不会知道。像《太医院志》这类书属于国家医学方面的制度,是在政书类典章制度里面的。所以要跨门类去了解。看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书目答问》之后,要看《汉书·艺文志》,要追其源。中国的各门学问在先秦两汉基本都成立了,这些重要的典籍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同样也分类,分为六类三十八小类,每类还有大序、小序。可惜的是,《七略》对每部书的介绍,《汉书·艺文志》没有采纳,大部分失传了。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我们也能够弄明白中国学术的源头。所以《汉书·艺文志》是一个很重要的门径。《汉书·艺文志》之后就应该读《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不能代替《总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水平高,学术性强,举了很多例子,也有很多对历史上说法的辨证,这些内容学术价值较高,在《简明目录》中这些内容大都被删除了。因此,《简明目录》可以作为初步的目录,而《总目》提要可以作为更高级的读物。张之洞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良师,他认为把《四库全书总目》读一读,就“略知学问门径”了②。张之洞何尝不知道有个《简明目录》呢?鲁迅先生是基于对初学者的建议,而张之洞是基于对学者治学而提的建议,级别是不一样的。有了以上这四部书目,我认为目录学的入门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中国的书目很多,你可以广泛涉猎,但是这四部书目是根本。有了这四部书目,你就进入了中国文献的宝库,你就知道了有哪些书应该读,有哪些书应该先读,什么学科应该读什么书,某一学科看家的书是什么,谁继承了谁,谁发展了谁,它们有什么弊端,有什么长项,那么也就自然知道了著作的门径。我们做学问的最终目标是著书立说,著书立说不是说写本书就完了,而是你的学说要被他人接受,要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样才是真正的著述。并不是说有了一个三百页装订起来的玩意儿就是著述。这不是著述。善于著述之人,既会写书,写了还应该能传。

  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开始讲究版本。知某书宜读,还要知道该书的哪个版本宜读,这样要求就精密了。所以清代的好多藏书志开始斤斤计较各个版本的不同,版本的优劣,版本的源流。这些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看有版本信息的目录。《四库全书总目》也涉及版本,但是整体上看主要是对内容的评论,是对学术源流得失正变的总结,但是版本源流、版本得失、版本正变,基本没涉及。这项工作,表现在清代很多的题跋目录、版本目录里,像《天禄琳琅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楹书隅录》、《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善本书室藏书志》、《艺风藏书记》、《适园藏书志》、《涉园序跋集录》、《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太关注版本问题,但是出现了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出现了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更后来出现了《中国版刻图录》,这些书都至关重要。通过这些版本目录来得知版本源流正变得失,这样你就不但知道某书宜读,而且知道某书有哪些版本传世。在传世的版本当中,谁先谁后,谁是从谁重刻的,谁是从谁影刻的,谁是从谁进一步校勘提升而再版的,谁是集大成的。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他的底本是十行本,虽然不太精善,但是他附了《校勘记》,俞樾称赞说“读一本如遍读各本”③,受到读者欢迎。所以版本是要讲究的。讲究版本就要靠版本目录。中国的版本学主要隐藏在版本题跋和版本目录之中,而不是版本概论。当然,像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也讲版本源流,里面有很多可取的地方,也可以参考。近人写的版本学概论,只可作参考,不能作为学习版本学的主要依据。明白了版本之后,就可以明白校勘了。前代人研究版本源流,主要靠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刻书序跋,知道谁从谁来。但是前人刻书的时候经常不说版本来历,像李元阳、北监本、毛氏汲古阁,都不跟你说底本的来源,你怎么知道呢?这就是第二个途径,通过校勘。前人早就掌握了这个法宝,通过校勘而知其异同,通过比对异同而知其源流正变。这是总结版本源流、优劣最灵便的方法。一校你就知道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个比较并不是把两部书放到一块,看看它的风格、字体、版式、刻工就完了,这只是一般的鉴定方法,更深入的鉴定方法要通过校勘。版本学需要了解版本的性质或者类别。所谓类别就是它是刻本,还是活字本,是抄本还是稿本、批校本、题跋本,还是石印本、珂罗版。你要分清它的类型,同时要断定年代和类别。是刻本的话,是宋刻、元刻、明刻、辽刻,还是金刻。宋刻本,是蜀本还是建本。是官刻、坊刻还是家刻。这些都是版本鉴定的初步工作。深入的工作就是它在这样一个版本演变链条当中处于哪一环,上线是谁,下线是谁,左右是谁,这就是源流。在这个链条之中,它是比较优秀的呢,还是一般化,还是较劣的。因此,版本的年代类型、版本的源流、版本的优劣,都是版本学研究的范围。

  版本的源流正变优劣这些问题有赖于校勘,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这是校勘的第一个功能。校勘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整理出一个错字较少、内容较全的新的版本,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版本,这就是读书人所说的善本。收藏家所说的善本是文物性的善本,也就是年代早、传世少、名人题跋批校、名家抄本以及名家稿本,这些属于文物性善本。当然,二者可以交叉。

  由目录而知版本,由版本而知校勘,通过校勘,再回过头来提高我们版本学的基本结论,这就是目录、版本、校勘三者的相互关系。校勘学的结论经常写为题跋、校勘记。其中的题跋,汇集成书目题跋。目录学既要讲究内容,又要讲究版本。讲究版本的目录,有赖于版本学,又有赖于校勘学。三者之间是互相帮助、互相补充、互为前提的关系。但是归根结底,还要从目录学入手。

  明白了版本、目录、校勘之后,还要考虑文献学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这些。比方说,我们在考察这个书的内容的时候可能会涉及真伪问题、作者的生平事迹问题。牵扯作者生平事迹问题的时候,就要有查考作者生平事迹的能耐,于是涉及传记资料、地方志资料、家谱资料、墓志铭碑刻资料。这就扩充到若干其他学科了。其中的碑传资料、方志资料、家谱资料尤为重要。别集和总集当中,存有大量的墓志铭、行状、祭文、寿序、书信,无一不是钩稽人物生平事迹的材料。另外还有年谱。年谱是传记的一种。至于正史、杂史、子部一些笔记当中也隐伏着大量的传记资料,同时还隐伏着大量对著作的评价,对著作始末的介绍,这些也是目录学上写提要的人应该参考的。《四库全书总目》当中就引用了《容斋随笔》、《池北偶谈》等一些笔记,引用正史、墓志铭就更多了。另外给别人的书写的序言,写的读书的跋,也经常存在文集之中,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王士禛的《带经堂全集》里面都有大量的序跋,这些也都是目录学的资料。从事目录之学涉及的文献是非常广泛的,不仅仅涉及到史部目录类,仅限于史部目录类就太狭隘了。

  根据清代张金吾等人的总结,文献之学还有一个分支,属于编纂之学。像总集的编纂,例如《诗经》是谁编纂的现在还不知道,孔子以前就有了。《楚辞》是刘向编的,作品是那之前就有,但是编成一本书是刘向做的。《列女传》、《说苑》、《新序》这都是刘向编的。《昭明文选》是萧统编的,在那之前还有挚虞编的《文章流别》。后来的《全唐诗》、《全唐文》,辑录唐以前作品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唐以后作品的《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都是编纂的。黄宗羲还编了《明文海》。编纂之学是需要文献学作为支撑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要取材吧。取材你要知道有哪些书可以提供哪些材料,这就需要目录学了。当你需要从《昭明文选》、《太平广记》里取材的时候,《昭明文选》、《太平广记》本身又有版本好不好的问题。你如果用了差的版本,错别字很多,甚至被人擅自删减,你的成果质量就难保障。还有的诗文,同时见于若干文献,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既见于《史记·司马相如传》,又见于《汉书·司马相如传》,还见于《昭明文选》,三个出处之间是有差异的。清代梁章钜,他有个《文选旁证》,把《文选》里面的《子虚》、《上林》和《史记》、《汉书》里《子虚》、《上林》的差异都校出来了。如果你不知道《子虚赋》、《上林赋》见于这三部文献,当然你就不知道去比对。不知道去比对,很多异文你就不知道。异文至少有三个用处:第一,文字上可能有错误,可以校正;第二,即使不知道异文错对,那也可以提供两种理解;第三,训诂学往往是通过异文才得知它是通假,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可以提供这类佳例。校勘不仅仅是为校错字,还是通训诂、破通假的一种手段。高亨先生的《古字通假会典》里面很多都是靠“一作某”、“一本作某”来谈它们文字相通的。了解文献的内部结构,是从事编纂工作的一个重要入手点,这一切是需要目录学的。《四库全书总目》实际上已经告诉你前人是怎么利用这些相关材料的。你可以想,《史记》在先,《汉书》在后,《昭明文选》又在后,好像《史记》优于《汉书》,《汉书》优于《昭明文选》。可我们现在看到《史记》的文本是南宋的,《汉书》的文本也是南宋的,《昭明文选》也是南宋,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又是同时代之物。《昭明文选》日本还有唐抄本呢,《唐抄文选集注汇存》,周勋初先生收集起来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本人先影印过,不够全。既然有唐抄本的《昭明文选》,那么这个文本不就早于《史记》的文本了吗?所以《史记》形成在先,而其存世版本晚于《昭明文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似乎他们之间很难根据成书的先后来决定优越与否。因此,了解版本之学就很重要,成书晚而版本早,成书早而版本晚,可见它们之间的优越与否是个复杂的问题。至于《新唐书》和《旧唐书》可以互校,《南史》和《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建康实录》可以互校,《北史》和《魏书》、《北齐书》、《周书》可以互校,这样的关系如果你了解了,你可以有更多的收获。王先谦不是做了个《两唐书合注》吗?这不就是著作的一个办法吗?那你首先要了解《两唐书》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读书来解决。但是谁能读那么多书呢?于是就要接受前人读书的经验。前人读书的经验在《四库全书总目》及各家题跋等书中是有的。因此通过目录更多地了解前人的读书经验,由这个读书经验给我们以启发,能够引导我们去著书立说,去选择好的选题。选择好的选题之后,还能给我们以好的实施方案,好的写作模式和格式,前人成功的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文献学所谓的方法,就是怎样从事文献学的工作,从目录入手,到版本、校勘,通过校勘再反过来作用于版本,作用于目录。通过目录、版本、校勘进一步扩充到辨伪、编纂。

  编纂当中也包括辑佚。你编《全唐诗》、《全唐文》的话,首先要靠什么材料呢?唐人别集,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极玄集》、《又玄集》,还需要《两唐书》里面引用的那些奏折、谕旨,同时我们要依靠唐代出土的墓志铭、碑传。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巨大而丰富的宝库,那就是《文苑英华》。它是北宋初年编的,是《昭明文选》的续编,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它是陈、隋、唐、五代这一阶段的诗文选集,主体部分是唐代的诗文。它的原始性、丰富性都是我们编《全唐诗》和《全唐文》的主要依赖。清朝人编的《全唐诗》和《全唐文》,那都是清朝康熙、嘉庆年间形成的,它们和原始的《文苑英华》是不一样的。《唐文粹》是从《文苑英华》里面进一步编选出来的,《唐文粹》有宋版,《文苑英华》的宋版不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全套《文苑英华》是明隆庆元年戚继光他们在福建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出的《唐文粹》版本早于《文苑英华》,因此它具有校勘价值。这样一些很复杂的关系对于我们进行文献的汇纂工作很有帮助。汇纂必然要有辨伪、排序,比方说我们按照作家先后来排,那么作家的生平小传就有需求了,你要去钩稽。有时还会有一篇文章多个出处的情况,就要有校勘。你编《全汉文》的时候,《子虚赋》、《上林赋》肯定要有,那么《史记》本、《汉书》本、《文选》本你要去校。校的时候,《史记》选什么本,《汉书》选什么本,《文选》选什么本,这不是抓过来就完的,至少不能用现在的标点本,最好要用影印宋本的《史记》、影印宋本的《汉书》、影印宋本的《昭明文选》,这样就很讲究了。同时你还要学会吸收利用梁章钜等人的校勘成果,这样才能让你的整理工作更上一层楼。如果让你整理司马相如的集子,你要能把《子虚》、《上林》校好了,其他那些篇目你就都知道怎么办了,这绝对不是把作品汇集起来就完了。有些东西亡佚了,要钩沉索隐。司马相如有一篇赋叫《梨赋》,见于顾野王的《玉篇》。《玉篇》是部字典,它要引别的书作为它的证据,也就是书证,其中就引到《梨赋》,只引了两个字,因此司马相如的《梨赋》只存了题目和两个字的正文。这不就是钩沉索隐的工作吗?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得到什么启发呢?司马相如除了作大赋以外,他还作咏物赋,这个问题不是毫无信息价值的。如何知道《玉篇》当中会有这样的佚文零句呢?你就要了解所有的字典都会引用别的书作为书证。早期的字典里如《广韵》,它也会引别的书作为书证,引的书也有失传的,因此它也有校勘价值、辑佚价值。凡是前人抄纂的书,例如魏征《群书治要》,其中抄了很多别的书,其不存于今者可据以辑佚,其存于今者可据以校勘。有的人说某某书是假的,我们发现《群书治要》所引的这部书,和现在这部书的内容一一吻合,我们大体可以推定,在魏征那个年代,这部书就是这个面貌了,这对我们判定古书的真伪也是有帮助的。《艺文类聚》是初唐时期的,引了一篇《说苑》的文字,谈的是闵子骞和他父亲一起,闵子骞驾车,由于太冷了,他把马的缰绳掉了,他父亲才发现他的手很凉④。闵子骞孝顺的故事后来见于《二十四孝》,最早见于《艺文类聚》,而《艺文类聚》引的是西汉刘向的《说苑》。现在传世《说苑》里没有这段话,清人卢文弨等就认为这一段原本是《说苑》中的文字,在流传过程中丢失了。这同时也可以证明《说苑》已经不完整了。我们把这段佚文补过来,附在《说苑》后头,那不就更完善了吗?因此辑佚工作不仅仅针对已经亡佚的书,还适用于钩辑存世的书的佚篇。从事文献工作,了解古籍,同时也就学会了使用古籍。我了解了《艺文类聚》就学会了使用《艺文类聚》。我了解了《说苑》和《艺文类聚》,就知道它们之间看似无关,实际上有关。文献学可以说是多功能、多方位,但是它讲究原始性、全面性、系统性。当然,有了这三点就有了准确性,准确性就是最终的追求了。有人说,文献学的方法就是考据,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文献学和考据学有什么区别呢?就不好说了。文献学的方法有其特殊性,其中最特殊的地方我认为还是应该从目录学入手,其他的学问也有说要从目录学入手的,但是都不如从事文献学,在目录学入手这方面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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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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