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古社会历史研究

2018-08-20 08: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强慧婷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出墓志的大量刊布,围绕墓志展开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古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出土墓志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墓志资料的利用已经成为大部分学者的自觉。当前墓志整理与刊布存在哪些问题?墓志资料整理的难点有哪些?如何利用墓志材料推进中古史研究?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规范整理刊布

  数目巨大的新出墓志为整理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目前,新出墓志刊布渠道多元且分散。大部分新出墓志主要通过公私收藏机构公布馆藏、学者访求拓本后编撰出版图录、各类文物考古及书法期刊刊载等渠道得以刊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仇鹿鸣表示,这种多元分散的刊布状况,为墓志整理研究带来很多弊端。一是造成墓志重复发表,浪费了人力物力,也容易误导学者进行重复研究;二是割裂了某些墓志之间的相关性,给学者的综合研究造成困难;三是录文与拓本发表时间间隔较长,使学者难以把握墓志的全貌。

  “墓志的盗掘与买卖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扰,这是墓志刊布多元且分散的根本原因。”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王素介绍称,盗掘墓志者一般都是先打印贩卖拓本,再翻刻贩卖伪石,最后才会卖出原石。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根据伪石打印伪拓本进行贩卖的现象。这就导致整理刊布的墓志类图书所收拓本,既大量重复,又真伪难辨。

  王素提到,当前墓志整理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统一规范,导致学者们在墓志的定名、释文、标点、注释等学术问题上各行其是。对此,王素认为,出版单位应该对墓志整理刊布进行规范,将传世文献的整理规范用于出土文献。例如,对墓志的释文采用竖排繁体、专有名词加专名线等。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参照《古籍整理规范手册》,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编写一部《出土文献整理规范手册》。

  仇鹿鸣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改善墓志的整理工作:首先,提升图录印刷质量,尽可能多地保存流散墓志的相关文物信息;其次,在图录编纂过程中,在编次、定名等方面减少失误;最后,系统调查原石的去向及收藏情况,编纂信息更为丰富的墓志目录。

  突破原有研究框架

  当前不断涌现的新出土墓志,为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介绍,撰写墓志这一文化习俗大致成熟于北魏中期,到唐代后越发普及。唐代已著录墓志数,是两唐书立传者五倍有余。而且,墓志的志主也与正史立传者差别较大。正史入传者,多是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且男性占绝大多数。墓志则不同,很多志主是中低级官员甚至平民,其中女性的比例也远高于正史。这为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中古官僚制度以及中古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

  为推进中古史研究,需要全面深入挖掘墓志材料的史料价值。但叶炜提出,当前墓志资料的研究利用以墓志资料补史多,以墓志资料提出问题少;对单个墓志研究多,对墓志整体研究少;对墓志文字信息利用多,对墓志形制信息利用少;对墓志序文利用多,对其铭文研究少。仇鹿鸣认为,过度“趋新”的风气导致墓志研究水平停滞不前。相关学科范式的确立,尚有待优秀研究论著的累积。

  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墓志研究,仇鹿鸣提出,要加强工具索引的编纂,走出“看到什么做什么”的挖宝式研究。叶炜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值得努力。一是努力从墓志资料自身特点出发,提出新问题。由于墓志资料在构成上与正史文献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应该立足墓志的特点,提出一些依据传统文献难以提出或提出了却难以解决的问题,争取对原有框架有所突破。二是进一步将墓志研究与传统金石学、现代考古学相结合。比如,吸收传统金石学对古代墓志体例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刻理解墓志的格式化特征,进而能够加深对其内容的认识。将墓志置于现代考古学的背景下,不仅把墓志视为文字,而且将它视为丧葬仪式的一部分、家族墓葬的一部分,则有助于在墓志存在的原始环境中深入理解墓志资料,并提出新问题。

  记者 强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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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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