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生产教育”的讨论

2018-08-24 08: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熊亚平

  生产教育是用教育的方法来增进人们的生产技能和知识,以达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改进生产关系的教育。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教育界对职业教育、平民教育关注较多,1931年以后,“生产教育”受国内外形势以及教育部门的推动,迅速成为教育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引起当时学界的广泛讨论。

  “生产教育”在中国的源起

  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生产教育”在中国何时出现是一个重要的争论点。

  民国教育学家古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首先指出四点事实,即1931年以前有人主张教育应以训练生产知能为目标,但没有正式提出“生产教育”一词;1915年载有“生产教育”文章的传闻无从查证;1931年以前出版的《中国教育辞典》等辞书中找不到“生产教育”的专条;1931年春才见到“生产教育”的名称。古楳进而认定“生产教育”是1931年之后才正式标明的,此后“生产教育”才开始流行。

  然而,这一论断并未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乡土教育学者祁伯文和教育学家江金沙认为,学者舒新城在1928年3月就提出过“生产教育”一词。教育家黄炎培在1917年至1918年就已经使用“生产教育”一词。

  上述观点都承认了“生产教育”一词源起于中国,但仍有不同的声音。教育学者韩宝鉴就认为“生产教育”一词始于1920年的德国,中国是在1931年以后才开始正式标明“生产教育”的。

  生产教育的含义

  生产教育的含义对于正确认识“生产教育”至关重要。论者对“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教育”关系认识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些学者从狭义的“生产”去认识生产教育。教育家黄炎培认为,生产教育聚焦于“地”与“人”与“物”及生产能力增进问题。教育家江恒源认为,生产教育是教导人们以劳作方法进行手脑合作的训练,制成所拟制的物品。也有学者将个人谋生的知识和技能与“社会生产”联系起来阐释“生产教育”,教育学家陆觉先认为生产教育应培养人们生产活动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努力发展国家生产事业。

  教育家邰爽秋、朱浩文则着眼于广义的“生产”和“生产教育”。邰爽秋强调生产教育不仅指直接的生产,而且也指间接的生产,朱浩文认为生产教育应包含全部教育。但也有学者兼顾“生产”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联系。江金沙就认为生产教育应在促进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同时,彻底认识生产中形成的社会与经济的关系。

  以上关于“生产教育”含义的认识,大多仅限于“生产”或“生产力”方面,仅有少数学者涉及“生产关系”,这既不能全面地展现出“生产教育”的含义,也无法回应“光发展生产能力能不能解决‘穷’呢?”诸如此类的疑问,因此有待于继续完善。

 

  生产教育的方向

  生产教育的方向事关生产教育的成败,因而也是学者们争论的重点。教育家舒新城强调要医治贫穷,只有增加生产,而增加生产则应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罗廷光指出中国教育出路中最重要的是注重生产教育,中国应该以农立国,应以农业为主。舒新城等人的主张受到教育家钱亦石、陶行知等人的批评。钱亦石批评舒新城等人连经济学ABC都不注意,强调生产教育应将工业生产放在第一位,实现“学校工厂化”和“工厂学校化”。陶行知虽未直接使用“生产教育”一词,但明确表示教育任务包括教人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被认为是“最明显地提倡生产教育”的学者。

  经济学者颜悉达不同意上述两种观点。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刚要从农业时期跨进工业时期的阶段,因此工业与农业应互相协调,强调中国生产教育的方向应是工业与农业并重。同时,教育学者张克勤认为,“工业为主,农业为辅”和“农业为主,工业为辅”两种主张的立场和着眼点似乎都太小,强调生产教育应含蕴于全部教育之中。

  由此可见,多数学者的主张均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依归,而极少触及“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就决定了他们难以找到“生产教育”的正确方向。

  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尽管生产教育异军突起,但职业教育、生计教育、生活教育等并未销声匿迹,尤其是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成为学者争论较多的议题。

  教育家江恒源、何清儒认为生产教育的范围比职业教育狭隘。江氏认为生产教育的范围比职业教育范围狭窄,反对将生产教育范围扩张得过大。何氏认为“职业教育”可以包含“生产教育”,而生产教育不能代表职业教育。

  但更多论者认为,生产教育比职业教育广泛。江金沙认为职业教育是为了训练各种职业上的专门人才,生产教育具有“经济的生产”和“社会的认识”两种基本任务。教育学者莫仲义指出职业教育不但不能包括生产教育,而且比生产教育的意义狭窄得多。不过由于对“生产关系”等的忽视,上述论点似乎尚不足以廓清对生产教育与职业教育两者之间的界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生产教育的讨论,一方面广泛地传播了生产教育思想,深化了关于生产教育、职业教育及教育方向等的认识;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将其主张付诸实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乡村建设及其思想的内涵。虽然未能帮助当时的中国教育找到根本出路,但部分学者的努力探索对当前的乡村振兴仍具有深刻的意义。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01—1949)”(17ZDA19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天津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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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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