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2018-08-27 09:50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作者:陈峰

  内容提要: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早期构建者之一。他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致力于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实验主义、机械论等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此基础上,他立意“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倡导加强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以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吕振羽与翦伯赞共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形成和完善。

  作者简介: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关 键 词:吕振羽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方法论 辩证法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项目编号:17ZDA196)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注重方法论的探究,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莫不如此。方法论甚至成为区分不同流派的界标。胡适是宣扬所谓科学方法最力的学者,被推为“方法学派”的领袖。①但胡适同样重视材料,认为方法的核心是证据、材料,材料能够限制方法。实则,稍后异军突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比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派代表翦伯赞申言:“没有正确的方法,不但不能进行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即从事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亦不可能。”②吴泽也说:研究古史“方法论的正确更为重要;目前中国史研究方法问题实重于史料问题”。③显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方法具有优先性、至上性,方法论建设乃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众所周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方面,翦伯赞的建树最为卓著。④但与翦伯赞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元老的吕振羽同样不可忽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过程中,吕振羽略晚于郭沫若而早于翦伯赞。吕振羽不但对史前史、殷周史、思想史、民族史、通史都有开拓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也有创始之功。被时人誉为“青年史学家中的一颗巨星,新史学体系建设的领导者”的吕氏,⑤素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他指出:“不能应用正确的方法论的人们,即使其对所谓国学有较深的素养,也无法对史料达到正确的选择、搜集与认识的。像章太炎先生、黄季刚先生以至顾颉刚先生等,便是一些显例。”⑥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开篇即讨论“关于历史方法论上的几个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以“研究的方法”为先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首列“研究方法”15条。1936年的《史学新论》和1940年的《本国史研究提纲》两篇文章,一“破”一“立”,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或许是没有一部像李大钊《史学要论》、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那样的标志性著作,也或许是在史前史等领域的声光过于显赫造成对其他方面的遮蔽,吕振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建设上的作为一直没有得到细致的梳理和应有的评价。⑦本文即尝试稍稍弥补这一缺憾。

  一、新史学的科学方法——史的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以往任何史学形态而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其创制的史学方法论也是独一无二的。史学方法论的构建首先面临的是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民国学界对于历史是否成为一种科学存在较大争议,而马克思主义学者毫不犹豫地将历史学视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学科学性的认识处于特定的话语系统之内,与学院派的论证逻辑大相径庭。学院派主张的科学性是与“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客观冷静、超然中立的态度立场联系在一起的。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不执迷于学术的纯粹性、独立性。吕振羽说:“历史研究的任务,在究明历史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把握其现实的动向以及构成历史动力的诸契机与其主导从属的关系,去指导人类社会生活之现实斗争的方向,提高对历史创造的作用——加强指导原则和实践动力,同时,适应现实的要求,科学的批判的继承过去人类文化的优良成果——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承袭,世界文化的优良成果的吸取。所以历史是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生活斗争的机器。”⑧历史学的使命就是发现规律并依据规律指导现实、规划未来。

  与主张科学的史学应远离现实截然相反,吕振羽特别强调历史学的实践性。“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实践过程。历史科学的研究,也是充满着实践的内容的。”⑨历史学家不是只依靠正确的史学方法就能认识现社会的客观动向,而是要“通过历史创造任务的实践工作,把自己的生活溶化于群团的实践生活,使方法与实践相互渗透,才不致曲解历史和历史的动向。从而对人类实践的创造的路线、方向和目标,才能尽着指导的作用”。⑩“历史并不是一种学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和实践不能分离的理论的探究。我们在严重的当前情势下,为着解决现实,不能不彻底的正确无误的把握现实,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追究上来把握现阶段,确证现阶段之唯一的动向。”(11)实践成为历史科学性必不可少的条件。史学不再是无补于当世的名山事业,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这种与现实、实践高度相关的历史学被赋予空前的意义。吕振羽说:“抗战建国中的民族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都要根据历史作决定,依靠历史作指南;当前一切实际问题,只有历史给予正确的解答,能指示我们实践的方向。”(12)中国社会史研究尤其重要:“中国社会之史的发展形势,对民族解放最现实的政治要求,有着基本的决定作用。从而对中国史之歪曲的乃至欠严谨的解释与论断,便能给现实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最恶劣之影响。因此,一部较系统而正确的中国社会通史的建设,愈成了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13)这意味着,学术工作的必要性、合理性导源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学术发展不只遵从自身的逻辑,更要听命于时代的召唤。

  吕振羽的认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这种认识与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实用理性特质相契合。历史学不是只专注于过去,而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统一。先驱者李大钊曾将史学的功用定位于造就个人“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乐天努进的人生观”,(14)还处在20世纪20年代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启蒙语境之下。吕振羽的认识则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革命救亡语境中的认识,更能凸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因和特质。

  具体而言,现时代的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归功于辩证唯物论的注入。唯物史观是科学的方法论。吕振羽指出:“史的唯物辩证法,不啻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史的唯物论,是唯一的历史学方法论。”(15)“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不是实验主义或经济史观等所能胜任;但也不是广泛的应用一般方法论的辩证唯物论,而是史的唯物论——虽然,史的唯物论,并不是外在于辩证唯物论的东西,而正是辩证唯物论应用到历史研究上的独特的方法。”(16)“我们握住这付工具来解剖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史的唯物论亦可指导史料考辨,“不惟搀杂在真史中的伪的成分能够分别出去,即伪史中的真的成分,也不难分别出来,供正确的引用”。(17)

  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来源于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洞察,正如李大钊所说:“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