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宋元时期教育与童蒙文化

2018-10-08 09: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静雅

  8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课题组承办的“宋辽金元时期社会思想、教育思想的书写与童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理工学院、苏州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围绕宋辽金元时期的社会思想、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童蒙文化等相关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

  理学思想推动教育普及

  理学的阐扬是宋元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的主线。朱熹通过对“四书”经义的阐发,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儒学道德教化的特色功能,另一方面借助儒学固有的“教—学”“传—习”话语体系和教授模式,为道德实践的落实建构出一套充实、系统、可行的内容和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春娟对元初理学家、教育家许衡的理学思想及教育实践进行了剖析,指出许衡继承发扬了朱熹“日用切近”的实践主张,通过编纂《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深入浅出的童蒙教材,进一步强化了“小学”“大学”两个教育阶段的连续性;并详细论述了许衡在确立元代国子学规模、理学官学化发展、推动理学传播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随着理学的官学化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理学对宋元以后中国社会的文教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基层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改善了地方社会风俗环境,积淀起涵养文化根干的沃土,使理学与社会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广东理工学院教授王建军以宋元时期理学的乡村实践为切入点,指出政府通过创办地方官学等措施,既推动了理学的发展和理学实践的进程,亦催生了认同、学习、传播理学的文化精英群体;为岭南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奠定了基础。

  教育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多个政权的长时段对峙是两宋历史显著的阶段性特征。除特定的地缘政治外,各政权内部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政权间保持长久均势关系的重要因素。理学的兴起与传播,削弱了佛、道二教在中原地区思想和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但在辽、金等政权的文教领域,佛教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高福顺从辽代佛学教育发达的原因、运行机制和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辽代佛学教育对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的作用,重点论述了辽代寺院教育、佛学大师大德侍讲、宗教邑社和居家修佛四种佛学教育途径,指出辽代佛学教育是契丹社会教育与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治者的重视与倡导下,契丹社会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佛学教育体系,使得佛教在中国北疆游牧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辽(契丹)、夏(党项)、金(女真)、蒙古(元)等民族政权创造的文化,不仅灿烂而且各具民族特色,这在教育方面也有明显呈现。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妮娜分析了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儿童教育情况,指出女真民族在创制文字以后,便在其统治范围内推行字学教育;随着中原地区女真人的日渐汉化,教育内容由女真文字转向汉字,但女真内地的文字、语言、教育等方面却保持本民族特色。

  除上述阶段性特征以外,朝代更替和社会变迁并没有中断以儒学为主体的教育传承脉络,这在大一统政权的官学领域有着清晰的体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申万里,从教学互动的视角探讨了元代的官学教育,指出元代小学与大学二级教学体制是对“小学立大学之基”“大学收小学之功”的实践落实;而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则经历了从政权建立之初的吏学等实用职业教育,向科举制实施之后研习经典为主的人文教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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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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