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史莫不工文

2018-10-15 08:37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田居俭

  迄今为止,在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中还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史学论著必须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似乎只有板着面孔说教,才能显示其学问的严肃和高深。新时代,史学要进一步发展,更好发挥社会功能,需要破除这一认识误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著作,之所以拥有超越时空的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文笔朴素自然、简洁流畅、清新活泼,既可作为史学经典研读,又可作为美文经典欣赏。马克思、恩格斯对许多问题的深刻理论分析,都是通过优美的文笔来表述的。

  古往今来,喜读司马迁《史记》的人数不胜数,原因何在?因为司马迁运用史料独具匠心,善于“择其言尤雅者”,将论断融于史料之中,夹叙夹议。鲁迅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其是史学经典,“无韵之《离骚》”指其是美文经典。

  清代学者姚鼐曾指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他如此强调义理、考证、文章相济,说明文章在治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说加以引申:“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其意是说,史以载事,史以文传,有作为的史学家没有不花力气“工文”的。

  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磨练出好文笔,这是历代史学家必备的基本功,当代史学工作者也不能例外。怎样才能具备这种基本功呢?梁启超认为要“多读、少作、多改”。多读,就是要不厌其多地研读前人和时人的史学美文经典。少作,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呕心沥血,写一篇是一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不滥竽充数。多改,就是要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反复修改。同时,梁启超作为文学家,对于“文采”的理解也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认为,文采最重要的要素是“简洁”和“飞动”。简洁,就是文章要精益求精。他强调,评论一篇文章的优劣,首先“要看可删的有多少”,定稿要做到“篇无剩句,句无剩字”。这种要求,应该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写作箴言。飞动,就是文章的语言要感人。他认为,要把历史文章写得生动感人,“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充满吸引力和感染力。

  对于文章简洁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中也有深刻的论述:“近人好为长文,喜写厚书,其实文不在长,书亦不在厚,只要有内容就行。当然,如果非长不能尽其意,非厚不能毕其词,我们也不反对长文和厚书,但故意拉长、加厚,就大可不必。”因此,他提倡史学工作者“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强调“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露,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炼,没有费辞。”这些论述,对于当下史学工作者“工文”是很有针对性的。

  1958年9月,毛泽东同志批评有关部门报送的材料“读后脑中无映象”,缺点“在理论与文词”方面,具体表现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究其产生的原因是,“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词学。”他还风趣地规劝道:“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微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毛泽东同志是文章大家,他的这些意见对于今天史学工作者来说仍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我们深思与笃行。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精湛的文笔能给史学著作插上腾飞的翅膀。史学工作者要想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有更大作为,就要把“工文”作为终身的必修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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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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