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为何不给“初恋”写悼文?

2018-10-22 10:10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王宜春

  在五四运动时期,郑振铎和王世瑛分别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他们因为参加一次福建籍学生的集会而相识。一个是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女中豪杰,两人在交往中相互吸引并渐生爱慕之情,但由于“门户之见”遭到女方父母坚决反对,有情人最终未能成眷属。后来,两人各自成家。只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初恋的情怀单纯而真挚,让人久久难以忘怀……郑振铎诞辰105周年纪念之际,笔者在长乐冰心纪念馆采访过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先生。谈话中,他特别提到父亲的这段初恋情缘。

  郑振铎交游甚广,朋友极多。对于朋友的不幸去世,他总要写篇悼文以寄哀思,但也有例外,对于王世瑛的去世,他没写过悼文,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进行默默怀念。在郑振铎的心里,一直给王世瑛留着一个特殊的位置。王世瑛病逝之后,郑振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着鲜花到她的墓前拜祭,即使远离上海到北京,其初心未改,一直到他1 958年意外辞世为止。

  人生若只如初见 

  郑振铎(1898年—1958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

  王世瑛(1899年—1945年),出生于闽县(今福州市),曾就读于福州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至1922年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先为国文专修科,两年后改为国文部),是校学生会主席,能诗能文有才能。

  说起郑振铎与王世瑛的关系,这还得从他们的初恋谈起。那是1919年11月底的一天,在北京南城福建会馆举行的一次福建籍学生集会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郑振铎,他身材颀长,高高的鼻梁上架着眼镜,双目炯炯有神,发言时声音洪亮清晰,神采奕奕,富有感情,很能吸引人。他的发言,引起坐在前排的一位秀丽端庄的女生注意,她就是来自福州官宦世家的女公子王世瑛。两人相识后,情投意合,双方感情都达到以身相许的程度。但由于王的父母因“门户之见”反对他们来往,在无可奈何之下,王世瑛屈从于父母之命,逐渐与郑振铎疏远了。

  1922年3月3日,郑振铎陪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到王世瑛所在学校去讲演,郑振铎十分希望见到王世瑛,能使她回心转意,但这次见面,并没有为郑振铎带来转机。此后,郑振铎曾通过友人带话和语简意赅的短笺寄给王世瑛,此等努力,最终仍未能挽回世瑛的心意。

  于是,他陆续写下了《枫叶》《思》《往事》《忧闷》《痛苦》《空虚的心》等诗,来表达他此刻失恋的痛楚。他曾说:“往事如梦,梦到凄苦处便醒了。醒了——莫再提吧!”但实际上,他无法如此洒脱,常常借酒浇愁,到了极其痛苦的境地。

  瞿秋白赠鸳鸯印 

  1922年底,郑振铎去好友谢六逸主持的上海神州女校那里兼课。正当他以超量工作来冲淡失恋的痛苦时,一位十分文静、眉清目秀的女学生,有如一道洁白的圣光,在不知不觉中闯进了他忧闷的眼帘,她就是高君箴。高君箴(1901年—1985年),字蕴华,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湖北汉口,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幼女。

  于是,郑振铎请族祖郑贞文向高家说媒提亲。其实,早在1921年5月,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入商务印书馆后,郑振铎与高梦旦两人就有接触。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才华,认为如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1923年4月间,梦旦又让女儿与郑一起去杭州旅游。同年7月,高梦旦有一次在家中宴请郭沫若,郑振铎和高君箴一起作陪。郭沫若猜想,这便是婚约的披露。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郑振铎与高君箴的婚礼定在同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于是,郑振铎想起拜托瞿秋白代刻印章急用。结果,瞿秋白开了个玩笑,寄“润格”信笺一张,郑认为是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

  谁知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打开喜包并无现金或礼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郑老夫人的,其余为新郎、新娘各一方。瞿秋白还特意为郑振铎夫妇刻了“鸳鸯印”:新郎、新娘的两方合成一对,边款分刻“长乐”二字,祝贺新人长乐永康、白头偕老。这种鸳鸯印,彰显了文人的雅趣,融美好祝愿与爱情于一体,方寸之间,妙趣无穷,遂成文坛一大佳话。

  高君箴从小在上海长大,是上海神州女校高才生,因接受新式教育,思想进步开朗,也喜好文学。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在事业上也有共同的语言,两人还合译《天鹅》一书,全书收入世界各国童话34篇,其中9篇即是高君箴的译稿。

  据王世瑛的同学程俊英回忆:“不久,父程树德教授告诉我:‘王世瑛的朋友郑振铎,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看中,招做女婿,郑贞文当介绍人,已经结婚了。北京教育界的同乡,传为佳话。’有一天,世瑛到我家来,说郑有信来,通知她已和高君箴女士结婚。语意怅怅,沉默久之,相对无言,如有所失。最后我说:‘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不能两全,这是必然的结果。既是您的双亲不允,振铎亦只得如此。’她点头怏怏而归。”这段话,说明王世瑛心中还是深爱着郑振铎的,但由于“门户之见”造成了两人虽至爱而不能成为眷属的人间悲剧。

  前尘往事自难忘 

  1923年秋,在北京筹备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招待会上,经郭梦良和庐隐的介绍,王世瑛认识了张君劢。

  张君劢(1887年—1969年),江苏嘉定(现属上海市)人,近现代学者、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一生未置产业,晚年仅靠稿费与少量养老金维持,生活清苦。张君劢是徐志摩的妻舅,张幼仪的哥哥。他早年奉父母之命与沈氏有过婚约,但夫妻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种名义而已。当认识王世瑛之后,年届不惑的张君劢终于尝到恋爱的滋味,他在一封情书中写道,“世瑛,世瑛,我所思所书,得与君一一讲习讨论,我之幸运为何如哉”!

  1925年,张君劢与原配沈氏离婚。1926年,张君劢与王世瑛在福州举行婚礼,冰心送上贺礼。这年张君劢39岁,王世瑛26岁。婚后两人感情甚笃,王世瑛在文字上和思想上成了张君劢的得力助手。事到此时,郑君有妇,王氏有夫,双方都有了归宿。郑振铎对于使他备尝初恋苦果的王世瑛,没有一点恨意,而是认为自己与世瑛都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

  据郑尔康先生说,抗战初期,张君劢已去重庆,而王世瑛则暂住在上海杜美路的娘家。当时,蛰居在上海的郑振铎有一天去找世瑛的同学程俊英。谈起往事,郑振铎说:“我很想念世瑛,你能陪我去她家叙叙旧吗?”程俊英也想去看望老同学,于是次日下午两人便一同到了王家。

  阔别近20年,双方内心的酸楚自不待言,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名教授了。王世瑛边让座边倒茶,又端出一盘新鲜龙眼说:“尝尝家乡的香片和龙眼吧,借表多年的乡思!”郑振铎喝着茶,慢慢地说:“香片、龙眼味道年年都一样,可是人却变了!”这时,佣人又端出三碗红豆莲子汤,程俊英开玩笑地说:“相思豆配莲子的点心,点了你的心!”此后,程俊英又多次陪同郑振铎去王家,不久王世瑛被丈夫接去重庆,他俩从此就断了音讯。

  1945年3月,王世瑛因难产在重庆去世,而在上海的郑振铎由于是蛰居而不通消息,直到6月8日才获知此一噩耗,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闻世瑛君逝世讯,愕甚!前尘往事,不堪思量”的字句,文字简短,意味沉痛。

  心香一瓣为谁许 

  1946年底,王世瑛的灵柩自重庆运回上海。在王世瑛的追悼会上,郑振铎怀着痛苦而复杂的心情,和程俊英一起参加了追悼和祭奠。往后每隔一段时间,郑公必购鲜花一束,到世瑛墓前祭奠,凭吊一番方才离去。祭毕,必到程俊英家,并且对俊英说,“此事不必与他人道呀,他们是不理解的”。

  1949年以后,郑振铎全家迁到北京。京沪相隔数千里之遥,但他仍没有忘记给王世瑛扫墓,郑振铎每次到上海办事,他总会抽空去王世瑛墓前献花、凭吊,以寄哀思之情。郑振铎的此番举动,人间罕见,可谓做到尽心尽意了,即使对亡妻的思念也不过如此。对郑振铎来说,本可以写一篇悼文,寄托哀思就可以了,但这件事他怕别人不理解,他没有这样做,只好以默默的行动代替祭文,抒发他心中难以言表的感情。

  他最后一次去上海是在1956年底。他冒着严寒,又去王世瑛墓前献花。而这以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或穿长袍或着西装,手拿一束鲜花,默默地在世瑛墓地的小径走着的中年男子的身影了。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等国访问。次日,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在卡纳什上空失事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郑振铎亦以身殉职,享年六十岁。笔者想,若不是这次意外的坠机事故,只要他还活着,还能走,他一定还会继续去王世瑛墓前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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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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