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理学家与医书

2018-10-22 10:12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方彦寿

  理学作为以道德性命为主的学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治心”。但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关心天下苍生的儒家学者,在接受一些特殊的使命,如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时,经常会遇上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流行等,故同样也需要“治身”——以医学知识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这就促使一些儒者会有意识地去掌握一些医学知识,从而使理学家与医学书籍发生了联系。在这一方面,福建的理学家有着突出的表现。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广泛涉猎儒家经典的同时,对中医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有一首诗说:“暮年药里关心切,此外翛然百不贪。薏苡载来缘下气,槟榔收得为去痰。”以及相传写给他的女儿、流传颇广的“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补脾”等,都表明朱熹平日对中医学知识的了解和汲取。他对医学著作也极其关注,曾委托其弟子詹体仁刊《郭长阳医书》,于庆元元年(1195年)在福州刻印,朱熹为之作跋。这是朱熹及其门人中所刻的极为罕见的医学书籍。

  在朱熹的影响下,他的弟子对医学书籍也比较关注。如蔡元定曾编著《脉经》一卷。蔡氏从小对医学知识就有兴趣,这与他的父亲的教导有关。其父蔡发是一位精通天文地理的理学人士,他常对元定说,为人之子不可不知医理,否则,父母有病全然不知该如何处理,付之庸医之手,耽误了医治就是不孝。

  把学习医学知识的必要性与儒家所提倡的孝道联系起来,这虽然不失儒者本色,但显然有其片面性。而一旦儒者从政,在担任地方官时,这种为“行孝”而学医的心态就会转化成为黎民百姓、为天下苍生造福的良好愿望,从而达到一种比提倡孝道更高的境界。正如南宋著名医家长乐朱端章所说的,“问民疾苦,州刺史事也。而民之疫病,则疾苦之大者,吾可勿问乎”。所以他在淳熙十年(1183年),在朱熹之后任江西南康知军,在朱熹重建的白鹿洞书院“置洞学田七百余亩,以赡四方之来学者”的同时,广读医书,搜罗方论,编纂《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内容涉及妊娠、临产、产后诸症、新生儿护理及婴儿常见疾病的治疗等,总结了宋以前的产科临床施治经验和初生儿保育方法,是一部珍贵的产科医学古典文献。

  蔡元定的同门学友陈孔硕,与医书结缘,也是始于行孝,继而升华为“拯民病”。他著有医书《伤寒泻痢要方》一卷。 嘉定二年(1209年),他在任广西运判时,又将晋王叔和《脉经》十卷刊行于漕司。其自序刊刻此书的缘由云:“予少时母多疾,课医率不效,因自誓学为方,求古今医书而穷其原。……嘉定己巳岁,京城疫,朝旨会孔硕董诸医治方药,以拯民病。因从医学,求得《脉经》。复传阁本,校之与予前后所见者……略改误文,写以大字,刊之广西漕司。庶几学者知有本原云。”表明陈孔硕与医书结缘,始于其少年时,为医治其母体衰多病,因而立誓要习医学方,“求古今医书而穷其原”。走上仕途后,将此行孝之心大而扩之为“以拯民病”。 此无疑乃儒者从“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的一种具体体现和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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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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