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与“特种书写”

2018-10-23 09: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姚苏杰

  商周时期,中华先民最常用的书写工具应是简牍和毛笔,这一点可从“典”“册”二字的字形及甲骨上的朱墨涂写获得证明。但由于材质原因,这类文献已很难被今人发现。目前考古所得最早的典册文献是战国时的,再古的文献,则是由特殊工具书写于特殊载体上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对于典册的正常书写,它们可称为“特种书写”。

  甲骨是商周时人使用的占卜道具,他们有时(但并非总是)会把与该次占卜有关的信息用工具刻写在甲骨背面平整之处,这就是甲骨卜辞。古人可能认为这样能使占卜更加灵验,或是为了方便日后核验。而完整的卜辞一般包括叙辞(时间和人物)、命辞(卜问内容)、占辞(据卜兆做判断)和验辞(应验情况)四部分,有时还会加一些相关的标记或记事内容。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甲骨上的书写空间极为有限,卜辞不可能长篇大论,也不会出现与占卜不相关的内容,因此其“文学性”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极有限的。但无论如何,甲骨卜辞确实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能“成文”的书面文献,而且已体现出很高的书写水准。

  商周也是青铜器兴盛的时代,很多铜器上铸有文字。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但商代中晚期人们已能熟练掌握,甚至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当时需先制作陶范,然后通过铜汁浇铸形成铜器,所以铜器的形状、花纹和文字先体现在陶范上,文字则是反向书写(失蜡法以前),这也是铭文书写的特殊之处。青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皆为中国早期特种书写的经典范本,但二者又有不同。青铜器尤其是青铜礼器在当时异常贵重,因此铜器上的书写就需有特殊价值。试想,如果书写不能带来更高的附加值,为什么要对铜器的外观进行破坏呢?事实上,早期的一些标记性铭文,如主人名称等,确实铸造在很不显眼的位置,这恐怕就是为了避免影响外观。但后世的铭文篇幅很长,而且出现在显眼位置,说明它已具备特殊的功能与价值。

  铭文的这种功能应与书写者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本文多处用到“书写”一词,是有意强调其与“文本”的区别。书写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念,包括从主体产生创作意图,直至形成文本并持续演变的全过程及其所有结果,文本是书写的一种结果。如果我们只关注文本层面,会发现商代铭文与甲骨卜辞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它们的典型格式都以干支开头,都有配合某种仪式的叙述模式,内容多具宗教神秘性等。但若深入探讨其创作意图,就会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因为卜辞的创作实际是不自由的,它必须完全依附于占卜仪式,仪式有什么,卜辞就写什么(验辞也属仪式一部分记录),只能删减不能增多,也不能变换顺序或进行夸张、虚构,更不能记不相关的内容。铭文最初也依附于铜器,比如要说明铜器的主人、用途等,用“某甲作某乙宝尊彝”表示这是器主某甲制作的用于祭祀某乙的铜器。但从商晚期开始,这类内容所占篇幅减少,有时候还可省略,如商晚期《小臣俞犀尊》(《殷周金文集成》5990,以下简称《集成》)就没有这部分内容。再后来,铭文重心便可完全集中到叙事上。如西周早期《何尊》(《集成》6014),它详细叙述周武王初迁成周之后,对包括器主“何”在内的“宗小子”进行了一场训诰,器主聆听训诰后又受到赏赐,于是制作了祭祀父亲的铜器。这一事件当然可以说是制作铜器的原因,但其真正意图显然不在于此。作者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如此清楚(部分细节异常详细),一是为了铭记周王的训诫,同时也是显耀自身的恩宠。显然,在此类创作意图下,与其说铭文是铜器的附庸,毋宁说铜器是铭文的副产品。

  与甲骨卜辞只“记录占卜仪式”的意图不同,铭文体现出多种创作意图,这些意图可由多种事件引发,比如战功、封赏、嘉奖、宴饮等,甚至还有单纯出于炫耀或追念祖先的目的。西周时期的铭文具有很高的叙事独立性,虽然与典册文相比仍然有所局限,但其内容确已大大丰富。这种变化给铭文书写带来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样式,包括可以融入复杂的书写技巧或丰富的情感。如著名的《史墙盘》(《集成》10175),它本身不过是家族祭祀用的一件器物,但铭文洋洋洒洒叙述周王室和史墙家族的创业史,采用双线对比叙事,极具史诗感(其中不乏夸饰),即使与后世诗文名作比较也堪称佳品。同样知名的《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其内容不过是叙述器主因战功而受赏,但铭文却用倒叙手法,先交代结果(“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然后才把自己为何要做宝盘、究竟有何功劳、王如何封赏等细节娓娓道来。这种叙事技巧,传世文献所见到《左传》中才被广泛应用。

  随着铭文的不断发展成熟,创作者开始探索更多书写的美感。在物质层面,他们讲究文字精美、行款整齐,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更追求新变。前举《虢季子白盘》中倒叙的使用就是对叙事变换之美的追求,而其倒叙部分又将原本平淡的散文句转化为句式齐整、气势宏大的颂歌,如谓:“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功,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聝于王。”而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集成》2724)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极端,全铭谓:“毛公旅鼎亦唯簋,我用饮厚眔我友。飨其用侑,亦引唯孝。(肆)毋有弗顺,是用寿考。”其句式为整齐的七七、四四、四四(第五句五言,但第一字是虚词),且句句押韵(之、幽、文部通韵),呈现出更明显的诗化倾向。当然,我们仍无法否认,青铜器铭文总体上呈现出若干套式。笔者曾将其分析为九种主要类型,它们虽具备不同的风格,但相较于其他书写样式,其模式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特种书写不可避免的局限。

  与一般书写不同,铭文的书写可能是多人合作的过程。比如文章可能由铜器的主人授意创作,而它真正的作者或许是某位具备相当学识的史官,但最终将它呈现在铜器上的又是某位工匠。这一过程可能产生许多铭文独有的特征,比如不同家族的铭文呈现出近似的语言风格等。此外,部分铭文可能存在“二次书写”,即它并非完全原创,而是以相关典册档案为参考,甚至进行迻录(从铭文对仪式细节记载的详细程度来看,这是很可能的)。而之所以要进行二次书写,又与铭文另一重要功能密切相关。《墨子·鲁问》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很显然,在“传遗后世子孙”这件事上,铭文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所以很多铭文都有“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样的表述,它体现了铭文这一书写样式在传承上的天然优势。书写优于口传的最重要之处,就在于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将思想情感准确地传达给后人。而铭文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这也是商周时期它得以兴盛的原因。

  通观铭文的历史,它兴起于商代中期(商早期例证较少),在商晚期获得发展,产生了能够叙述完整事件的长篇铭文。至西周前期达到成熟,并逐渐走向鼎盛,西周中晚期铭文多有数百字者,如《毛公鼎》(《集成》2841)达499字。当时的铭文存在多种类型的书写模式,可供人根据不同目的进行选择。但随着西周灭亡,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铭文便走向衰落,多数类型渐次消亡,至战国时期主要就留下“物勒工名”等简单样式。最终到了汉代,大部分人对青铜器已缺少认知,以至于武帝将出土铜器当作祥瑞,荐于宗庙还因此改元。综上可见,铭文的发展具备从产生到消亡的完整过程,对于我们研究古代书写来说它是十分理想的对象。而铭文虽然衰亡,但它所确立的词汇、句法、篇章与修辞体系,却已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归结为一种经典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谓:“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这段概括基本准确。由此我们不难进一步猜想,许多经典文体的产生可能也与特种书写有关,这也是铭文研究带来的启示。

  (作者:姚苏杰,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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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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