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治鼎盛”云端跌落的宋徽宗

——读伊沛霞《宋徽宗》有感

2018-11-05 10:03 来源:文汇报 作者:唐骋华

  

  宋徽宗大概是历史上最没争议的皇帝,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出奇一致——文化巨人,治国“小白”。他统治时期,北宋文化全面开花,文学、书画、瓷器……都达到巅峰。可他任用奸臣,挥霍无度,表面繁荣之下是断崖式下跌的国力。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这种描述,暗藏着一个判断,即宋徽宗对文化的追求与其帝王身份极不相称。当然,按照儒家的看法,帝王理应具备文化修养。但此处所谓修养,是指对儒家经典的掌握与运用。至于宋徽宗热衷的书画、琴艺、茶道,乃至马术、蹴鞠,实属雕虫小技,小玩怡情,沉湎其中问题就大了。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纵观宋徽宗所为,无不应验着“逸豫”二字,“亡身”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就这样,宋徽宗被牢牢钉在“昏君”的十字架上,在不合适的时间坐上了不合适的位置,酿成个人和王朝的双重悲剧。

  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却有意推倒这个十字架。在《宋徽宗》一书里她指出,后世对宋徽宗的评价,充满了后见之明——正因为靖康元年(1126)抗金失败,致使后世史家在总结教训时,倾向于把宋徽宗的诸多举措,尤其是他花大力气搞的文化事业,当成玩物丧志的证据及北宋覆灭的根源。但这是误解。实际上,作为帝王的宋徽宗和作为文化巨人的宋徽宗不可分割。他是艺术家这没错,但绝对不是一个心不在焉的皇帝。他主导的文化事业,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对统治术,他也同样娴熟运用。因此,伊沛霞笔下的宋徽宗满怀抱负,且不乏手腕,不同于以往的刻板印象。

  这似乎是在翻案。但如果把宋徽宗放置于北宋政治传统变迁的脉络中,就可以确信,伊沛霞的塑造相当有说服力。

  北宋向来注重“祖宗之法”,士大夫以太祖、太宗创建的典章制度为万古不变的真理,敦促帝王们代代遵循。景德元年(1004)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来自北部的军事压力大大缓解,北宋得以享受长久的和平。外部挑战消失,让士大夫更抱定祖宗之法,“清静无为”被认为是最妥帖的统治方式。

  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王安石为相,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熙宁变法”一举打破了清净的政治传统,使北宋朝政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气象。神宗逝世后,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她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罢黜变法派,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哲宗亲政后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召回变法派,启动二度改革。公元1100年哲宗病逝,其弟端王赵佶继位,即徽宗。

  登基之初,宋徽宗试图调和变法派与保守派的矛盾,终因双方积怨太深而告吹。宋徽宗随即彻底转向变法派,任用蔡京、张商英等变法派担任宰辅,疏远保守派。他命人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保守派大臣的姓名尽数刻上去,等于把他们加入了黑名单。

  从这个角度看,徽宗继承的是父亲神宗、兄长哲宗的政治遗产。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个守成之主,所以执政20多年都很勤勉。伊沛霞写道:“他并没有表现得玩忽职守,也从来没有取消过视朝或不看奏疏。他努力去理解大臣们呈报的问题,哪怕是一些很复杂的技术问题。”宋徽宗很想有一番作为。

  历史上评价某位君主是否有作为,依据的无外乎文治和武功。武功方面,宋辽间已保持和平百余年,无拓展余地。哲宗朝取得了对西夏的决定性胜利,留给徽宗的空间也不多。能出成绩的,就只有文治。

  文治的内容,一是加强财政。宋徽宗接受了熙宁变法的成果,募役法、保甲法、市易法基本得到保留。在此基础上,或调整或新推盐茶、免役、常平等法,改善了朝廷积贫积弱的窘境。徽宗朝的财政收入大幅度提升,创下北宋之最。

  二是兴文教。宋徽宗改革教育制度,建立了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学制系统。崇宁三年(1104),全国共有21万名太学生,为此,朝廷每年要投入340万贯铜钱和50万石大米。宋徽宗还在汴京为医学、算学、书画等设立专门学校。这说明他对“文教”的认识,不局限于儒家经典。

  三是定礼制。在古代,礼制和社会秩序是划等号的,定礼制,相当于为社会立规。宋徽宗登基后,着手修订宫廷礼仪,推出《政和五礼新仪》。此举加强了皇权。

  文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援助困难群体,使老有所养、孤有所托、病有所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提供社会救济。宋徽宗在汴京设立居养院,向无法维持生计的人供应食宿,并且重点照顾寡妇、鳏夫及孤儿、弃儿。他还命各地建安济坊,免费给穷人看病。

  宋徽宗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创建宣和画院,培养宫廷画师,提高其社会地位,甚至让他们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他本人在书画领域的造诣也是世所公认。相传宋徽宗亲笔绘制的《听琴图》,属于宋画上品,一笔“瘦金体”更在书法史上熠熠生辉。他崇奉道教,广建道观,主持编纂了《新道藏》。他对建筑也有巨大热情,亲绘图纸,搜集天下奇珍,用六年时间,督造了皇家园林的典范——艮岳。

  传统观点认为,宋徽宗是受蔡京等奸臣蛊惑,贪图享乐,不务正业。伊沛霞则分析,蔡京大权独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后世史家建构的,其实,宋徽宗对蔡京既重用又防范。一方面,蔡京被授予很高的地位,号为“公相”,凌驾于其他各宰辅之上。另一方面,其实权却遭到削减,政治能量被严格控制。宋徽宗还频繁以御笔、手诏等形式,绕过蔡京,直接向官僚系统下命令。

  换言之,宋徽宗从未大权旁落,在帝王术方面,他不是个“小白”。

  那么,宋徽宗近乎狂热地推动文化事业,动机究竟从何而来呢?真相很可能是他对“文治”有更高的追求。对宋徽宗来说,改善财政也好,兴文教、定礼制也罢,普通帝王都能做到,而他要做一个不普通的帝王。因此,他把自己打造成集艺术家、建筑家、诗人、学者于一身的帝王,要将王朝推向他梦想的“文治鼎盛”。

  应该说,宋徽宗的理想蓝图完成度是比较高的,传统史家本该赞他为“圣主”,赞徽宗朝为“治世”。但问题在于,北宋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剧变——金取代了辽,之后转而南下,攻陷汴京,虏获徽、钦二帝。这就是靖康之变。

  “靖康耻”深深刺激了士大夫,他们总结亡国之因,认为有近因和远因。近因是宋徽宗的“联金灭辽”战略。史家认为,攻辽不仅没达到目的,反而暴露短板,被金国看透。远因则是宋徽宗沉迷艺术,信用奸臣,使国力严重衰退,无力与金兵抗衡。

  《宋徽宗》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首先,对自身所处的地缘格局,北宋并无主导权。金取代辽,势必打破维持100多年的“宋辽和平”。这,宋徽宗左右不了。你可以说他应对失误,加速了灭亡,但金兵进犯有必然性,即便换成宋神宗,也未必做得更好。而将责任归结为他沉迷文化艺术,同样是忽略地缘变化。假设宋辽和平始终保持着,以徽宗朝的实际情况论,北宋不太可能出现致命的内部危机。那么很可能,宋徽宗将以“圣主”的形象留存于史书上,流传在民间故事里。可惜历史没给他这个机会。宋徽宗最终从文治的云端跌落,沦为典型的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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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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