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培军:马克思的游牧民族思想及其对中国边疆学建构的意义

2018-10-03 07:47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作者:宋培军

  内容提要: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行国)的互动共同形塑了中国的版图。马克思对游牧民族的研究,不仅涉及欧洲,还涉及西亚、蒙古等亚洲高原草原地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对其梳理可为中国边疆研究从整体上把握游牧转为农耕的一般历史过程提供理论工具。

  关 键 词:马克思;游牧民族;中国边疆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重点课题“唯物史观与中国边疆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培军,1971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

  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汉语典籍中常常是以“行国”①称呼。马克思的游牧民族观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点:

  第一,游牧民族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指出:“以游牧民族(Hirtenv Ölkern)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Jäger-und Fischer-VÖlker]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形式的耕作。”②马克思指出,与斯拉夫公社相比,印度人、古克尔特人以“直接的共同所有制”为基础、实行“共同生产”的公社,是更为古老的氏族公社类型。③马克思晚年指出:“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间很短的日耳曼公社。”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农业民族(agrikulturv Ölkern)是不可能实行“共同的耕作”的,⑤从此标准来看,无论是罗马典型的畜牧奴隶家长制家庭公社,⑥还是在“中欧林野慢慢地移动的好战的半游牧部落”⑦即日耳曼家庭公社,都不是农业民族。对于欧亚早期历史来说,渔猎、游牧、农耕分别处于野蛮时代低级、中级、高级阶段,氏族公社共耕、家庭公社共耕、农业公社份耕、马尔克新公社份地私有但草地仍共有,是一个大致的游牧迁徙转为定居农耕的公社演进过程。家庭公社是进入成文历史的标志。成文历史以来实行土地分割私有的雅典小农,在野蛮时代末期看到了文明时代的曙光,⑧由此而成为农业民族的典型。马克思、恩格斯对vÖlker的使用显示,它适用于不同产业类型,可以称为渔猎民族、游牧(畜牧)民族、农耕(农业)民族、工业民族等等。

  第二,游牧民族的组织形态是“旅行团”。纯粹的游牧民族,在西方是古代日耳曼人。就游牧公社这一社会(gesellschaft)组织形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指出:“在游牧的畜牧部落中,公社实际上往往聚集在一起;这是旅行团(Reisegesellschaft)、队商和游牧群,而从属的形式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条件下发展出来。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⑨可见,东方所谓“行国”,马克思称之为“旅行团”,表现出了极大的一致性。日耳曼家庭公社之下,“耕作当然已经有了比较重要的意义,可是家畜还是主要的财富……把家务和耕作看成是没有丈夫气的事情”,⑩“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耀的事情”。(11)重畜牧、轻农耕,贵流血掠夺,正是游牧民族的重要特点。对耕作与掠夺的这一不同态度,可以作为划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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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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