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之于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

2017-05-23 14:17 来源:安徽日报 作者:刘伯山

  近些年来,我国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仔细探究,发现还存在诸多带有补课性质的再研究空间,至少有两方面显得薄弱,即对“民众”的研究和对“践行”的研究。 “民众”和“践行”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最为基础的社会学构成,它们自身及其相互结合即构成社会与文化的 “实态”。徽学研究特别是对徽州文书的研究,正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乡村社会的实态研究,对于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与文化的多维真实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对于传统的农业大国来说,我们要关注传统中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具体情况。惟有如此,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才会落到实处。从对“民众”的研究看,普通民众阶层是最为基础、数量最大的阶层,他们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既有的历史文化研究,却多在对高层社会、官方社会及仕宦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研究,较少触及下层社会、庶民社会,较少问及乡野村民、平民布衣。这就直接导致反映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与文化的资料甚少,有则亦多存选择或文饰,构成一大缺憾。从对“践行”的研究看,人类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复杂性,但本质上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然而,以往过多地注重“知”的研究而缺少对“行”的研究。比如,在国家政治制度与政策研究上,重在对制度和政策本身的叙述及制定过程的研究而缺乏对践行情况的把握,对制度和政策是否具可操作性、在具体执行中是否跑偏或落实到位等,研究得还不够。又如,在传统伦理研究上,重在阐发和宣扬伦理规范与范畴本身而缺少对伦理践行的研究。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伦理规范,在具体向基层社会、民众社会的“下沉”过程中,是要转化为一个个具体实践的;在“下沉”到乡村社会时,还会带有一定的乡土性;再落实到每一个村民的践行上,则又体现出行为的个体复杂性。因此,研究传统伦理不仅要研究伦理规范与要求,更要研究伦理践行。

  重视与关注“民众”和“践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近几十年来,民间文书档案在我国多地发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就有徽州文书、贵州清水江文书、太行山文书等。这些民间和地方文书档案资料是民众在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中形成和留下的原始凭据、字据和记录,是民众意识、民众实践的最基本、最真实的反映。这些文书档案为中国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实态研究提供了可能与路径。

  徽州坐落于万山丛中,历史上少有战祸,文风昌盛,教育发达,素称 “东南邹鲁”“文物之海”。徽州人宗族观念强、文化素质高,在文物、文化的保护与保存方面,方法也多而有效。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仅黄山市境内的地面文物如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古桥、古塔等就有5000多处,其中黟县的西递、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有20处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仅黄山市登记立项的就有2000项,其中徽剧、万安罗盘制作技艺等17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资料遗存方面,《中国家谱联合目录》著录的徽州家谱有700余部,据笔者调查,目前已发现但未著录的至少还有1000多部,散藏于民间的至少还有1000~2000部。特别是徽州文书的大量保留和发现,更称得上是世界一大奇迹,至今已发现近70万份,被誉为二十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 “第五大发现”。这些徽州文书,所涉内容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时间跨度大,已知文书原件最早的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收藏的 《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较晚的为《公元一九八八年元月吴金立卖房间厨房契》,时间跨度达746年;内容连续系统,有很强的归户性,往往一户的文书就达100多份、几百份甚至上千份,时间跨度达百年甚至六七百年。这些微州文书,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成为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

  笔者认为,中国历史文献的概念不能仅仅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还包括谱牒、碑刻、文书等;可作为历史文化研究的资料也不应仅限于纸质、绢质等文献资料,还应包括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碑资料、风俗民情、传统村落和街区的综合文化等。加强对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民间文书档案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乡土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可弥补历史文化在 “民众”和“践行”研究上的不足,并藉此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维真实情况,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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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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