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促城市民族互嵌社会结构生成

2017-05-23 15: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温士贤

 

  流动性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不仅意味着流动人口生存空间的改变,同时也涉及民族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转型。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纵深发展,大量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务工、经商,从而使城市民族关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推动城市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生成,有助于各族群众在同一城市空间中和谐共生、共同发展。费孝通先生在《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一文中指出,“中国城市的特点不是单一民族的城市,是多民族构成的城市。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不同文化的人在同一个城市中,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一体化(多元一体)是如何完成的。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一个当今的概念。”城市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生成,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时也需要加以引导。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各民族自发的融合互嵌过程会受到诸多国际因素的干扰。在具体的民族工作中,要从经济、文化、空间、政策等维度着手,推动城市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生成。

  经济交往是基础条件

  经济交往是各民族间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和前提。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如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黔东南苗侗地区的木材交易、内地与西北及欧亚地区的丝路贸易,对促进民族间的沟通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独特的生态区位中生产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的产品,并以此融入地方市场乃至全国性的市场体系之中。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同时也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可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伴随着各族群众的经济交往活动。

  时至今日,经济交往仍是实现各民族互嵌和交融的基础条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少数民族人口跨区流动日益频繁,各族群众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少数民族群众进城务工、经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民族关系格局。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只有广州和肇庆分布有少量少数民族群体(主要是回族、满族),总数不超过2万人。历经30余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目前已超过250万人。城市民族关系格局的转变可见一斑。

  在西部一些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少数民族群众到东部城市务工、经商,以此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青海回族群众的拉面经济。目前,青海回族群众在全国280多个大中城市开办的拉面馆数量达2.9万家,从业人员达18万人,相关营业年收入超过180亿元。不管是从宏观数据来看,还是从微观的社会个体来说,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将全国各族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频繁的经济交往活动中,各族群众之间不仅增进了认识和了解,同时也为城市民族互嵌社区的生成提供了内在动力。 

  文化交流是重要支撑

  在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今天,任何民族群体都无法在封闭、孤立的状态中生存发展,其必然会与周边社会乃至全球社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这一背景下,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对话成为一种常态。每个民族群体都要树立积极、健康、开放的心态,在与其他民族群体文化交流过程中进行学习和反思。唯其如此,各族群众才能在各自的生态区位中获得发展。

  实际上,诸多少数民族在其世居的生存环境中,已经与周边民族形成了经济互嵌、文化共享的民族关系格局。如在笔者曾经调查过的怒江峡谷的丙中洛地区,怒族、傈僳族、独龙族和部分藏族群众共处同一区域,他们在语言上彼此互通,在文化上互相欣赏,族际通婚现象也非常普遍。这种民族互嵌现象,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自发生成的。当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之后,他们面临着新的生存环境与新的社会法则,必然要经历一个调适与磨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在工作生活中对他们进行积极引导,促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理解。关于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这一理念,对我们处理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民族间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各族群众不仅要热爱本民族文化,同时也要学会认识和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各民族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之理想社会。

  空间共享是关键环节

  对于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获取生存空间以在城市社会立足的问题。但以往对城市民族问题的研究,很少关注城市少数民族群体的生存空间问题。实际上,不同民族群体如何创造、享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关系到民族关系的未来走向。由于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需要,少数民族群体在城市中更愿意聚族而居。然而,在以流动为特征的城市社会中,少数民族群众较难建立纯粹的单一民族聚居区,往往是与其他民族群体共享社区空间,进而在城市社会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相关研究表明,移民群体从原本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大多会经历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进而产生一种焦虑、紧张、失落和缺乏归属感的心理情绪。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体,通过重新建构自身的社会网络和生存空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文化适应障碍,同时也使他们避免了碎片化的生存状态。

  少数民族群众有着自身文化生活和信仰体系,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感知和建构着城市空间。民族杂居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生存空间,它跨越了城市与乡村、汉族社区与少数民族村寨之间的边界。因此,其内部的民族关系与社会结构也较为复杂。必须注意的是,杂居并不等于互嵌,杂居社区只是互嵌社区的一种初级形态。由杂居社区到互嵌社区的转变,需要基层社区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加以促进。在民族工作中,要把工作触角延伸至基层社区,厘清社区内部的社会结构与民族关系,使各族群众都能在城市社会享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在社区建设中,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为各族群众的沟通交流搭建平台,使外来少数民族群体也能产生相应的社区归属感。例如,广州市越秀区的光塔街,聚集着回族、满族、苗族、壮族、土家族、维吾尔族等28个少数民族群体,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互嵌社区。街道办事处通过设立少数民族居民服务窗口、成立光塔街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联谊会、建设光塔街民族微型博物馆和民族文化活动中心等具体措施,积极引导各族群众之间的交融,使各族群众“吃在一起、学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在基层社区内部真正实现了各族群众的深层次互嵌。

  民族政策是制度保障

  对于少数民族人口进城务工、经商的现象,国家层面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条例。早在1987年国家民委就下发了《关于加强进入内地城镇经商、旅游的边疆少数民族人员的工作意见》,明确指出少数民族进城务工的重要意义,并对相关部门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1993年,国家民委又发布了较为具体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旨在加强城市民族工作,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适应城市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为适应城市民族工作发展的新形势,2016年国家民委组织对《城市民族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改,并由国务院法制办下发《国务院关于修改〈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此外,一些省市结合本地民族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地方性的政策法规。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仅是对当前民族问题的治理策略,更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民族关系将会越来越复杂,城市民族工作也将越来越重要。城市政府必须树立起大局意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民族政策,确保城市社会中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城市民族互嵌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生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各族群众交融的一个必然趋势。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发完成的,而是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来共同促成。在城市民族工作中,必须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统一到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一个“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各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移民的人地互动与地方协商研究——以珠三角为例”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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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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