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反身法理论完善环境规制

2017-05-26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方印 见见 袁菲菲

 

  反身法理论为在高度专门化的社会子系统中如何产生规范性整合,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思路。相对传统理论而言,反身法理论在立法中更强调社会的主动性,弱化规制者的命令性,通过利益激励等方式实现立法目的。

  法社会学上的反身法理论,是指企业从传统的对政府规范指令的消极遵守向在企业内部建立自我约束规制手段转变的理论范式。反身法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去中心化”式的社会整合理论。在反身法阶段,法律成为一个协调半自治的社会子系统内部行动及半自治的社会子系统之间行动的系统,即将整合机制从整个社会层面转移到社会子系统层面的社会整合模式。学者主要从三个维度解读反身法理论。第一,规范理性维度,认为反身法将促进社会子系统的自我学习和用法律规范弥补社会子系统的功能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可更正当、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第二,从内部理性维度解读,认为反身法规制的策略旨在通过对程序、组织结构的间接规制,促使社会子系统内部建立起系统的反思结构。第三,系统理性维度,认为反身法理论尊重社会子系统自身的运行逻辑,主张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对各社会子系统进行协调和整合。

  反身法理论为在高度专门化的社会子系统中如何产生规范性整合,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思路。相对传统理论而言,反身法理论在立法中更强调社会的主动性,弱化规制者的命令性,通过利益激励等方式实现立法目的。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实践中,该理论的适用有以下问题:第一,在环境标志制度下,环保产品在我国如何获得市场需求和认可?第二,在环境保护领域,如何避免规制者受到企业的不良影响?第三,如何在不损害第三方机构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规制?第四,在公司、企业中下设专门的环境责任委员会这一理论构想是可行的,但在实际落实中如何避免背离设计制度的初衷?第五,环境标志等信息披露制度,如何取得最佳的成效?第六,交易市场及市场机制还有待完善,需要遵循市场规则,运用法律手段规制交易行为。第七,如何为环境监管提供强大的社会支撑?第八,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商谈机制如何构建?

  从理论上看,由于市场子系统具有法律子系统不同的运作逻辑,传统规制手段无法适应社会功能分化的复杂性,在环境规制中有必要引入反身法规制策略。将反身法规制策略与传统规制形式相结合,可以丰富我国环境规制的手段,完善环境法治。

  上述八大问题解决的关键步骤或主要思路是:第一,在环境标志制度中,首先应当提高公众对于环境标志的认知,提高其在公众消费观里的地位,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应用环境标志,主动追求环境标志的授予。可通过财税优惠政策鼓励环境标志产品生产技术革新、产品质量提高,引导企业通过市场竞争不断提高环境标志产品的竞争力,增强环境标志产品在我国市场的需求度和认可度。

  第二,重点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集权式的政府环境管制,加强中央政府实施环境法的权威性:一方面运用更集中和综合的措施提升现有环境管制的质量,简化管制程序,减少管制成本;另一方面,寻求更好的政策工具,将命令控制型、经济刺激型和自愿合作型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现有行政体系看,不仅要改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政府机构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还要增强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自主性,避免基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实施环境法方面无所作为。

  第三,针对第三方规制,可定期轮换第三方机构并对其管制检核工作进行常态化检查和偶然性检查,将同行评审与政府监督相结合,避免同行因为恶意竞争等客观原因而对被审企业进行恶意评价。对第三方规制的监督方式也应多样化、专业化,可引入利益回避规则和同行评审规则进行监督,同时加强第三方的信息披露。赋予第三方权利的同时规范义务类型和内容,加强责任意识。

  第四,将环境责任委员会独立于公司、企业,单独由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监管,使其利益与公司、企业不挂钩;使其成为政府对企业进行环保约谈的主体,有利于明确指出企业可能存在的违法情形或问题隐患,从而督促引导其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

  第五,可以加强宣传力度以期提高企业知名度和社会认可度达到互惠互利,推动市场的良性循环。企业直接吸收消费者、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可以主动派代表参加政府举行的座谈会、论证会等以便切实了解公众意见和建议,同时我们应该对不同的行业进行专查,根据各自的特性,制定不同的环境信息披露类型和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同时,加强企业环境责任意识和相关政策的指导。

  第六,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构和培养功能分化社会的运行机制,尝试建构法律的内在限制,并运用反身法的思维模式应对形式平等法律和实质公平法律不能有效处理的地带。

  第七,建立社会互信,强化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为公民有效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一是明确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范围,明确实践中公众参与的选择范围、具体人数和人选;二是明确法律对公众参与过程的信息公开的具体要求,对公众参与的内容范围和参与程序进行具体规定;三是明确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在运用最浅层公众参与模式,如公众意见收集和信息交流的同时,建立公众评议和公众审查制度,促使公众监督政府模式多元化;四是强化公民环境参与的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保障公众环境参与的权威性、约束性。

  第八,适当结合直接规制手段,在食品、医药等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领域,强制要求以重点排污企业为代表的可能具有严重环境风险的主体,以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商谈。利益相关者应当以消费者、企业污染行为直接受害者为主,结合企业行为决策中风险的科学认定予以确定。 

  (本文系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及防震减灾法若干问题研究”(GDT2017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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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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