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渊案的法社会学分析

由个案看《红楼梦》的写实性

2017-05-26 16:25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

  长期以来,《红楼梦》中冯渊案吸引我们的是“护官符”以及由此揭示的权、法关系,如果仅是如此,那么,这桩命案本身承载着的更多的社会文化信息,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掉了。本文中,笔者尽力去挖掘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和信息,并阐释其社会、法律意义,从而揭示那个时代法律与生活的联系,并由此来体会《红楼梦》的高度写实性。

  【案例】

  第4回,为争抢香菱,薛蟠指示手下把冯渊打死,案件至贾雨村处。手下门子向贾雨村介绍:

  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 名唤冯渊,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男风,最厌女子。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 立意买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结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三日后方过门。谁晓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再逃往他省。谁知又不曾走脱,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银,只要领人。那薛家公子岂是让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 头起身两日前,就偶然遇见这丫头,意欲买了就进京的,谁知闹出这事来。既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

  这便是作品对冯渊案的描述,透过门子的这段二三百字的谈话,我们能够品味到其中包涵着的丰富的社会及制度信息,具体分析如下:

  1.“酷爱男风,最厌女子”

  男风,即同性恋。争抢英莲的冯渊是同性恋者。初读红楼至此,或许会觉得讶异,然而,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见怪不怪,《红楼梦》里经常使用如“断袖”、“龙阳”等词汇描述同性恋现象,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贾宝玉、贾琏、薛蟠等人,均有同性恋的表现。这实为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纪实性反映。在清代,“男风”流行,当时的学者李渔写道,“南风一事,不知何始,沿流至今,竟与天造地设的男女一道争锋起来”;又说“如今世上的人,一百个之中,九十九个有这件毛病”。这一现象的广泛流行,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仅就法律层面而言,有评论者指出,与唐宋时期宽松的社会环境不同,明清政府均明令禁止官吏狎妓、宿娼,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男风”现象的流行。清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亦坐此律)。”例如第28回,冯紫英闲时组织的一次普通聚会,席间有云儿姑娘唱曲。依据上述条文,这是一次非法的聚会,严格来说,冯紫英、宝玉、薛蟠等人都要被追究责任。一方面是法律严格的禁止性规定,另一方面是娱乐消费的刚性需求,部分达官贵人转而向年轻男性取乐,同性恋现象便应运而生,终至不可遏制。

  2.“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

  同性恋者冯渊出门,“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另外一个同性恋者薛蟠,“原是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头起身两日前,就偶然遇见这丫头”。一个“可巧”、一个“偶然”,偶然之中实有必然!和 “男风”一样,在清代,拐卖人口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在清代,正常的人口买卖是合法的,顺治时北京就有专门“人市”,史载:“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红楼梦》里,晴雯、袭人、十二官等都是荣府通过合法的途径买来的。在正常人口买卖合法化的同时,政府对非法人口买卖进行严厉打击。《大清律例》规定:“凡诱拐妇人子女,或典卖,或为妻妾子孙者,不分良人奴婢,已卖未卖,但诱取者,被诱之人若不知情,为首者,拟绞监候,被诱之人不坐。若以药饼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为首者,绞立决,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清政府甚至在《大清律例》中专门规定了对拐卖贵州妇女的惩罚措施,显示出极强的针对性。说起拐子拐卖英莲,门子道:

  “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 带至他乡转卖。”

  这里,门子对当时人口犯罪方式的描述令我们感到陌生。清人吴炽昌在《客窗闲话初集》载:“金陵匪徒,有在四方贩卖幼女,选其俊秀者,调理其肌肤,修饰其衣履……及瓜,则重价售与宦商富室为妾,或竟入妓院。”而我们知道,《红楼梦》的故事,恰发生在金陵,这里描述的情形和门子之言几乎完全一致。

  3.“立意买来作妾”?

  按照门子的说法,冯渊买英莲来做妾。然而,这一说法却颇令人困惑:在传统社会里,假如一个男人不娶妻,只娶一个妾,而且一辈子就只有这个妾,这样的话,这个妾还是妾吗?她不明明就是妻吗?冯渊的真实想法应该是把英莲娶为妻。“三日后方过门”也说明这一点,如果是妾的话,根本没必要履行这样一个程序。之所以如此,可见冯渊对英莲、对这段缘分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冯渊“立意买来作妾”而不是说要娶英莲为妻呢?这应该和当时“良贱不婚”的制度有关。 在清代,部曲、奴婢、娼优、皂隶等都是贱人,而军、民、商、灶四类,属于良民。国家明确规定,良、贱不能通婚。“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针对政府官员的结婚条件,还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官员不得娶部曲为妻妾或者为家人娶部曲为妻妾,“凡府、州、县亲民官,任内娶部民妇女为妻妾者,杖八十……若为子孙、弟侄、家人娶者,或和或强,罪亦如之,男女不坐。”由此,冯渊的本意是娶英莲为妻的,但是限于“良贱不婚”的法律障碍,他才像门子说的,要“立意买来作妾”,而不是娶英莲为妻。冯渊 “乃是本地一个小乡宦之子”,属于良民;而英莲尽管其真实身份是甄士隐的女儿,也应该属于良民,可是被“拐子”拐骗之后,其身份取决于冒充其父亲的拐子的身份。而“拐子”居无定所,属于法律严厉打击的“流民”,本身就属于刑事犯罪人,这样,英莲的身份自然是非常卑贱的。因此,基于社会风气及法律的规定,冯渊只能买英莲为妾,而不是妻。第2回,贾雨村金榜题名:

  至次日, 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 封肃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去了。

  贾雨村由一个穷酸的儒生,通过奋斗改变命运,是值得肯定的,他在腾达之后念念不忘困顿之时多看自己一眼的甄府丫鬟,这本是一段佳话。那么,在娶娇杏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贾雨村要处理得如此秘密呢?原因很简单,按照“良贱不婚”的制度,身为地方官吏,贾雨村是不得娶所管辖区域内的女子为妻妾的。也就是说,他和娇杏的结合完全是违法的,主要是基于这一法律上的原因,他才低调行事,秘而不宣。根据法律,在这件事情上,贾雨村知法犯法,应该承担“杖八十”的法律责任。

  进一步说,在当时的“身份社会”之中,非但英莲、娇杏这样的奴婢,即便是探春这样的豪门小姐,因为良、贱观念的存在和流行,只因为是庶出,在当时的婚姻市场里也是贬值的。第55回,王熙凤对平儿说:“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子里。”又说:“……虽然正出庶出一样,但只女孩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说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凤姐的这段话,很能反映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气。

  4.“抬回家去三日死了”

  就冯渊之死而言,按照现代的刑事制度,薛蟠的罪名应该是什么呢?在主观方面,薛蟠没有杀死冯渊的故意。如门子说的,薛蟠只是“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并没有给手下发出“必须打死”的命令;在客观方面,当时冯渊也没有死,只是重伤,他是“抬回家去三日死了”。因此,薛蟠应该被判以故意伤害罪。然而,在当时,薛蟠无疑应该承担故意杀人的罪名。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有所谓“保辜”制度,具体来说,当人身伤害事件发生后,受害人伤情未定,如果受害人在法定的期限内(即保辜期限,简称辜限)因该伤害死亡,对加害人以杀人罪论;如果受害人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死亡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及在法定的期限之外死亡,则对加害人以伤害罪论处。普通伤害案件的辜限分三个层次:二十日、三十日及五十日。具体来说,以手足及他物殴伤人,保辜的期限为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辜限为三十日;造成被害人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的,辜限为五十日。而辜限内被害人因所受之伤死亡的,对加害人以杀人论,处绞刑。

  据此,在这起人身伤害案件中,冯渊“抬回家去三日死了”,不论其伤情是由拳打脚踢所致,还是被刀子、匕首利刃所伤,其死亡均在辜限之内,且伤人后,薛蟠并没有按照保辜制度的要求,对被害人冯渊进行积极的治疗,如果薛蟠采取了积极的治疗措施,“辜内医治平复者”,则说明其主观恶性小,客观危害不大,那么是可以减轻处罚的。而薛蟠呢,打人后,“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以致贾雨村也看不过,说:“岂有这等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显见其主观恶性极大。因此,薛蟠的罪名应该“以杀人论,处绞刑”。

  5.“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

  因为“护官符”,本来极简单的案件却成了一件难办案件。那么,如何判决冯渊案呢?门子给贾雨村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堂上设下乩坛,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就说:‘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狭路既遇,原应了结。……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 余者自然也都不虚了。”

  这里,门子建议作为法官的贾雨村装神弄鬼,玩类似“灵魂附体”的游戏审理案件,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非常荒谬和荒唐的。然而,作为一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并没有夸张,这在一个侧面恰反映了传统中国司法的原貌。在《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一书中,针对中国传统司法,卫周安先生评析道: “司法机关对于超自然现象的认可,包括在睡梦中或半梦半醒的幻觉状态中出现的鬼魂、精灵及其他东西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这种辅助司法活动的事情充斥于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中,但其在实际案件中所起的真实作用却很少。然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这种情况却相当普遍。”

  综上,以冯渊案为线索,笔者发掘、梳理了与之相关的社会及制度背景,借此来丰富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认识,深化对作品本身的理解。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区区一个冯渊案,竟然勾连着如此多的社会信息,即便是作者看似无意的简单一笔,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含了一定的社会或制度信息。由此,像有的评论者指出的那样,《红楼梦》真的是经得起逐字逐句文本细读的。或许,这就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吧。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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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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