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 三代人的大学梦

本报记者 伊 健

2017-06-06 15:22 来源:今晚报 作者:

  1977年夏,邓小平同志出席教育部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听取了专家的建议后,当即拍板,从这一年开始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当年的12月,全国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是一次中国人“知识改变命运”的觉醒。时光流转,第40次全国高考明天到来,12年寒窗苦读,瞄准高考一役,高考一如既往地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毫无疑问,高考依旧是当下中国选拔人才最公平、最合适的舞台,其严肃程度不容置疑。40年里中国高考发生了太多改变,人们越来越能以平常心看待高考,高考不再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搏杀,渐渐变成高校与学生相互匹配的路径。记者走进一个家庭,看一看这一家祖孙三代40年间经历的高考……

  1977 从零开始备战高考

  1977年夏,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消息传到广西已近年底,距离高考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远在广西的天津知青王致远听到这一消息时已经36岁了,他的孩子都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令他无比兴奋的是招生简章中明确写明,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王致远一一比对着自己的身份,他看到这里面没有写对家庭成分的要求,更没有限制年龄,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在当时的年代,家庭成分似乎决定着人们的命运,王致远之所以要去参加高考,在他看来这是多年以来亲历的最公平的一次机会,没有因为他家祖辈留下的“特殊身份”而被抛弃在外。“机会或许就这么一次,万一能考上呢?”王致远一直觉得自己行,而爱人是不看好的:“放下书本多少年了,还要参加高考?再说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

  当年高考举办是12月23日、24日,那时的中国,甚至连这么多人的试卷纸张从哪来,都需费一番思量,何谈复习资料?“第一年恢复高考,没有习题更谈不上经验,真是连复习什么都不知道。”王致远回忆着那时的经历,“听说在广西,只有南宁的书店有复习资料销售,在当时的情况下,跑一趟南宁就得好几天,时间不允许、经济更不宽裕。”

  南宁的冬天气候比起北方要暖和许多,王致远迎着冬日的暖阳,带着妻子为他准备的干粮,走进了朝思暮想的考场。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作文中,特别提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难忘时刻,文章中既有革命口号也有亲身经历的故事,批判的同时也有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向往。数学考试,王致远拼命挖掘着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停地在草稿纸上写写算算。“‘文革’对教育战线的破坏,所谓高中毕业生的水平远没达到高中毕业的要求。”王致远说。当时大多考生面对考卷“相面”,考生与题目的关系是: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当年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王致远成为其中之一;当年全国高校的录取人数是27.3万人,录取比例不足5%,幸运的是王致远是其中之一。那一年,他暂别妻儿,回到北方读大学。

  王致远是高龄考生,本以为到了大学后就是同学里的老大哥,让他想不到的是叔侄同班成为校园一景,一同宿舍室友竟然比他还大3岁,高考时已近不惑之年。同学们都知道自己能够从几百万人中脱颖而出不容易,因此格外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大家的底子都差,因此走进大学后才开始真正地学习。”他说。教室、寝室要强制熄灯,不然同学们会通宵达旦地看书,熄灯后在路灯下、厕所里还有人在学习,这是77级在校园里留下的深刻记忆。

  “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感慨,命运是从那一天开始改变的,每个人都对那个突然出现的机遇心存感激。”王致远说。知识改变命运,这话一点不假。毕业之后的王致远从边陲小镇被选调进自治区首府,落实政策回津后,也成了单位重点培养的高级工程师。“当年我们同班的同学,有些成为政府官员,有些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搞科研,有些已经出国,而我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王致远为自己参加过高考而欣慰。

  1988 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王致远的儿子王永明是1988年的高考生,在王永明的记忆中,那时的高考可称“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随着大学扩招,现在上大学容易多了,我们那会儿大学的录取比例不高,考生压力也就不言而喻。”王永明跟记者说。

  王永明就读于“市五所”之一,这在外人看来一条腿已经迈入了大学校园,而在他看来名校背后的压力更大。“名校背景是动力也是压力,那会儿很多同学挖空心思要我们学校的考试题,足可以看出高考对于当时考生的重要意义。”王永明说。那三年里,压力之下,他甚至放声痛哭宣泄心中的压抑。“那会儿,做习题写到深夜,我妈经常给我做西红柿挂面汤当夜宵。实在困得抬不起头来,赶紧钻被窝里睡一会儿,早晨4点起来接着写作业,看看表6点多了,马上蹬着自行车奔向学校。”王永明回忆说。到了学校,你会发现天未亮,教室里已经有不少同学读书了,学校的甬道上、亭子里、单杠上到处都是捧着书本读书的同学。此番压力源于高校录取名额有限。“高考是细目筛子,只有精华才能被挑选出来。”当年班主任形象的比喻,让王永明记忆犹新。

  当年高考安排在7月上旬,正是津城酷暑难耐时,考生们坐在考场里战高考同时也要战高温。高考结束后,要凭借估分填报志愿,很多考生往往折在这一关。“当年我爸的想法是好男儿志在四方,考外地锻炼几年也不错;但我妈想法保守,只要能留在天津,读哪所大学都行。”父母因此产生了分歧。到了放榜的日子,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考上大学的春风满面,而落榜生就要寻求其他出路。“即使是这样,三年高中打下的根基是牢固的,即使是无法走进大学的同学,经历过高中的锤炼,放在哪儿都是一条好汉。”王永明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一部分人走上了富裕之路,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句话说“做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以此印证读书无用论。“接受大学教育,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系统的知识接受,更是一次人文精神的陶冶。在此期间,我们完善了人格,明确了生命的意义。大学教育的意义在于它培养了大学生们的眼界和价值观。”王永明这样看待自己的大学生活,“事实证明,读书无用论恰恰是目光短浅的结论。”值得庆幸的是,国人对于高考依旧很重视,正是有了高考,许多人才有机会继续深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当年王永明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学费也是公费的,但没过几年全国高校试行了并轨制收费,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学生要自己掏钱读书,国家对大多数人也不再分配工作,即便如此,高考热度依然不减。高考是人们迈向更高台阶的通道,这一点已无人质疑。

  “1977年我父亲参加的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1988年我的高考丰富了我的经历,最重要的是高考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我庆幸我经历了这一切。”王永明说。

  2017 多管齐下个性发展

  时光进入到今年,王永明的儿子王泽宇即将走进高考考场。中国恢复高考40年,三代人通过这样一场考试去实现自己的大学梦。高考制度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让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国高考历久弥新。

  “压力还是有的,没有压力哪儿来的动力?”说起即将到来的高考,18岁的王泽宇这样说,“当年我爸他们考大学很难,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相对容易些,我想大学肯定有的上,只是能否考入自己理想的那一所。”对于理想究竟是什么,小王卖起了关子,他不愿过多地透露。长时间的努力,只为了明日、后天的一搏,目标早已定下,只待考场正常发挥。

  的确,中国高考制度无论从考试时间还是考试内容,无论是自主招生还是报考志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高考制度变化本身,折射着中国社会教育理念的变迁。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日趋完善,大学数量增加,高考录取的残酷程度在逐年降低。当年王泽宇的父亲因为去外地读书还是留在天津读书而纠结,而今的孩子有机会要尝试着出国镀金,这就是高考背景下,中国学生观念的改变。

  今天,人们越来越能以平常心看待高考,它不再是1977年时改变命运的唯一通路,也不是1988年时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高考“一锤定音”的形式也在力求发生改变,综合考量学生的素质成为教育的方向,名校的自主招生等也丰富着高考的形式。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在为高考不断提出新的命题。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如何最大程度上保障城乡、东西部等的教育公平?作为一根依然强有力的“指挥棒”,高考需要直面这些问题,需要给出均衡的答案。

  明天,高考如期举行,中国何其幸运,这40年间大部分经历过高考的人才,正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着贡献,一批批良才通过这样一项考试迈向新的平台。中国高考,将继续以它独有的方式为中国加油。

  考生加油,高考因为你们而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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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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