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体取向与个人主义之间:“公共性”源流考

2017-11-15 09:45 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16年第20166期 作者:肖 瑛

  当前,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都已进入重建“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关键期。“社会团结”的核心机制是“公共性”(publicity)。在西方思想史中,“公共性”一直处在罗尔斯和桑德尔的论争所呈现的“共同体取向”(communitarianism)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对张之中。因此,从这个范畴出发厘定“公共性”的源流,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社会团结”难题,并寻求超越之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共同体取向”与“个人主义”:范畴的建构

  以mun(不分彼此地共有)为词根的两个单词即common(共同)和community(共同体),虽然在含义上各有侧重并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指涉,但与个人主义相对立却是始终如一的。威廉姆斯认为,到滕尼斯时,共同体(community)内部关系的更直接、更整体的意义在与内部关系更正式、抽象和工具性的国家和社会概念的对比中尤其凸显,因此也放大了个人主义作为区分共同体和社会的重要标示的地位[1](P75)。David E.Pearson认为,“共同体”有两个基本内涵:一群个人之间相互交叉和强化的情感关系网络,与一对一的关系对立;共享一种特殊文化:“那些组织必须能够发挥道德劝诫和让其成员服从的作用。换言之,共同体必须并确定是强制的和道德的”。基于此,现代社会很多人反对重提community[2](P83)。职是之故,很多学者尤其是社群主义者把个人主义特别是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兴起作为共同体式微的始作俑者。

  “公共性”(publicness/the public/publicity),虽因哈贝马斯的努力而在1970年代初凸显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论题,但其实际使用却要早得多。而且,无论是在古希腊经典的英译中还是在当代社会研究中,它都常常与“共同”和“共同体”同时出现。但是,从共同体取向到个人主义,公共性的内涵构成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是怎样发生变化的?或者说,在不同背景下,公共性如何处理与共同体以及个人主义的关系?这都应该是公共性研究的基础性论题,但遗憾的是,相关文献并不多见。

  基于此,本文以“共同体取向”与“个人主义”在具体语境中的区别和关联的不同表现作为基本线索来分析“公共性”在西方思想史中的演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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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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