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同建构:管窥社会转型的窗口

2017-12-07 09: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曙光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型。依照社会理论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观点,“现代性”作为一种“后现代秩序”,既有对传统的消解,又有对传统的重建。从理论上讲,社会必然是在社会结构、文化与个体(心理)的揉搓摩荡中发生转型的,因此可以认为“现代性”至少有三重意蕴,即“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文化层面的现代性”及“心理层面的现代性”。目前国内不乏以社会转型为观照,以社会心态、个人现代性、变迁人格等为议题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它们不同程度地触及“心理层面的现代性”这一意蕴,而且还或隐或显地映射出中国人的“自我”在其间的运作,毕竟“自我”作为心理的基础和核心,时时处处都在组织着个体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深入认识“自我”的本质与根源,不仅有助于整理已有研究成果,还能推动开启新的研究视窗。

  鲍迈斯特(Roy F. Baumeister)、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罗杰斯(Carl R.Rogers)、马库斯(Hazel R. Markus)、麦克亚当斯(Dan P. McAdams)、迈尔斯(David G. Myers)等心理学家曾就“自我是什么”、“自我从何而来”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从中可以看出,“自我”作为一种持续发展且能够为行动提供指引的觉知感与能动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我能做什么”,本质上是一种以生理实体(特别是大脑)的正常运转为基础,根植于特定历史、社会及文化脉络的心理现实;“自我”的发生和发展源于个体以符号为中介,以适应特定社会生活模式为目标,与他人及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自我”既是依其内在需要而行动(同时也往往会设置目标,明晰价值取向,制定规划以指引未来行为)的“受驱策的主体”,又是扮演各种角色并展现人格特质的“社会行动者”,还是瞻前顾后地建构自己故事的“自传作者”。

  从心理发展的时序来看,“受驱策的主体”与“社会行动者”先于“自传作者”萌发,“自传作者”的运作直到青春期及成年初期才逐渐显现出来。基于此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进行分析,不难推断“自传作者”作为后起之自我,其本身必然含摄前两种先起之自我。与此相契合的是,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曾指出,“自传作者”在青春期所面临的发展任务是建构自我认同;这一任务的完成既涉及“受驱策的主体”对人生目标及价值观的探求与坚守,又涉及“社会行动者”对新获角色的承担与旧有特质的评估,还涉及“自传作者”以“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为焦点,以获得跨时间的连续感为目标所作的反身性理解。当然,自我认同的建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生命历程的展开,个体将不断对过去进行重构,对未来进行规划,从而推动其所内化的自我故事发生相应演变。

  历史地看,自我认同问题源于现代性的兴起。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分析指出,“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认同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那么,自我认同缘何到了现代就成为问题了呢?吉登斯从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切入,对此做出了解答:在“时空分离”这一机制的促动下,缺场性交往蓬勃兴盛起来,与之相适应的“脱域机制”随之形成,而“脱域机制”又与“时空分离”共同“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以共同在场为前提)的规则或惯例的控制”,由此促生出第三种机制,即“知识的反思性作用”。这种反思性最终延伸到自我,从而使自我“在后传统秩序的场景中”,“成为反思性投射”。在吉登斯看来,所谓“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出于构建与维系“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基于个人经历对自我所作的,以具有连续性与规划性的生平叙事为表征的反思性理解;它既是自我形塑的产物,同时又是自我形塑的过程。显然,吉登斯以其理论分析深刻地揭示出了自我认同建构得以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由此可认为,自我认同建构不啻是一扇可资以管窥社会转型,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心理层面的现代性”的窗口。

  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让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建构(以下简称“认同建构”)变得纷繁复杂,并日益呈现出线上线下交织互动的特点,这为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契机和便利。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各种自媒体(例如微信、微博)相继兴起,汇同存在已久的在线社区与社交网站,前所未有地为自我认同建构创设了特性各异的多元化互动平台。这些平台的使用主体多为当下即面临“建构自我认同”这一发展任务的年轻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特克尔(Sherry Turkle)即已指出,“互联网已成为一座重要的社会实验室”,人们“透过其虚拟现实进行自我塑造与自我创造”。当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认同建构实践不会也不可能因此而走向完全的虚拟化。毕竟,诚如米勒(Daniel Miller)、斯莱特(Don Slater)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媒体使用是持续性地嵌入在以“世俗性社会结构与关系”为支撑的其他社会空间之中的。这些社会空间可以被改造,但绝不可能“遁入一种自我封闭的网络孤立状态”。

  面对以年轻人为主力的线上线下互动下的自我认同建构,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他们如何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切换于“线下”与“线上”之间,进而权宜性地、策略性地选择使用不同自媒体、在线社区或社交网站,在与相关人群的互动中进行认同建构;他们的认同建构有哪些共性特点;如此认同建构过程与内容折射出了什么样的心理嬗变。

 

  (本研究受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222)资助)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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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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