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玲铮 王临风:性别失衡的劳动力市场效应

2018-03-01 09: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余玲铮 王临风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一要求是推动我国人口结构良性变动和长期均衡发展的长远谋划,也是对当前我国人口—经济关系格局面临挑战的积极回应。过去30多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呈现两大显著特点:年龄结构的快速老化和性别结构相当程度的失衡,这对于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形成挑战。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6》数据,2015年全国19岁以下男女比例为117.5∶100;在27—34岁非婚人口中,男女比例是214.8∶100,城镇为170.71∶100,非婚人口的性别失衡十分严重。随着“女性赤字”性别失衡的不断累积,其经济社会影响将逐渐放大,因此,寻求治理之策已迫在眉睫。

  性别失衡对劳动供给模式以及性别间竞争机制(包括就业和家庭分工等)会产生诸多冲击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女性赤字”增加婚姻挤压现象,进而影响男女间劳动供给模式。性别失衡对男女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其逻辑起点需要前溯至婚姻市场以及家庭内部博弈。“女性赤字”意味着婚姻市场上女性供给不足,使得男性找到伴侣的概率降低进而遭受婚姻挤压,男性的婚配代价自然“水涨船高”。在现实中,中国结婚成本从20世纪70年代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到今天的“一动不动”(汽车、房子),生动地反映了婚姻成本上涨的事实。在性别严重失衡的背景下,觅偶竞争十分激烈,男性(以及有男孩家庭)需为此付出更多。有研究表明,性别失衡会显著改变微观家庭决策,有男孩的家庭会增加竞争性储蓄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失衡会使得男性(以及有男孩家庭)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实现“痛苦式”收入增长,包括从事条件更差的工作和创业。相应地,女性劳动参与率则有所下降。其主要解释是,性别失衡会使女性获得更大的婚姻议价能力,以及婚后更大的家庭决策权和自主权,从而相应地减少一些市场劳动力的供给。此外,对于女性而言,性别比失衡使女性有更大的概率获得“向上婚姻”,即女性更可能找到家庭状况优于自己的伴侣,这也会在一定程度抑制女性参与市场劳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ILO,2016),我国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其中25—3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尤为明显,由1990年的90.9%降到2010年的82.6%。性别比例失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近年来我国劳动参与率变化的男女差异。

  第二,性别比例失衡会因供需结构变化而重塑性别间竞争机制,女性变得相对重要。整体来说,性别失衡会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那些业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也可能因相对稀缺而变得更加珍贵。尤其在当今新兴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BTC)等新经济浪潮影响下,女性参与的密集型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女性赤字”进而使得女性劳动力相对于男性供给不足,无形地增加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这对于其改善就业机会和职业选择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新经济形态下提供的工作岗位,无疑会减少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增加对于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包括沟通协调等)的需求。在这些方面,女性天生具有优势,在“男多女寡”的性别失衡下,女性在工作场所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在现实中,男女之间的经济回报差距也的确在趋于收敛。

  第三,性别失衡所产生的不安定因素可能会干扰正常生产秩序,降低劳动生产率。有研究表明,那些在婚姻市场竞争中败下来的年轻男性不得不“被剩下”,一旦“剩男”数量累积,暴力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就可能增多,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和稳定。显然,性别严重失衡会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形成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许多未婚男性不仅在婚姻市场竞争中“被剩下”,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也“被剩余”。这不仅造成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的巨大耗损,降低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也对社会长期稳定形成潜在压力。

  需要说明的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吸引力的提升,从根本上讲,是“女性赤字”引致的直接后果。这实际上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恢复出生性别比正常水平。这不仅关乎性别公平,更关系着人口安全和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安排方面,应为女性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经济社会条件,包括提供更多的女性偏向型就业岗位,反对歧视女性,增加女性的经济收益,为女性提供就业保障,进而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这对于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促进性别平等具有积极作用。

  其次,在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过程中,政府应为女孩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倾斜政策,维护女童权益,继续推行“关爱女孩行动”,通过经济激励和利益导向,改善出生性别比结构。

  最后,在家庭政策方面,应当认识到,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女性相对地位的“被动”提升并非长久之计,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形成合力,促成家庭内部环境同社会环境形成良性互动,出台法律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话语权,增加女童升学机会等,从根本上解决性别失衡现象,确保人口安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女性就业视阈下我国性别失衡的劳动力市场效应研究”(16CRK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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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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