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峰:多措并举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2018-03-02 10: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玉峰

   近两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转移势头有所减弱。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2015年、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和2.45亿,较上一年分别减少568万和171万。虽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规模下降受人口结构变化、中西部崛起和月收入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李(E. S. Lee)提出人口流动的“新推拉理论”,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此外还有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社会融合状况便属于典型的中间障碍因素。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方面,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测量社会融合的方法,普遍认为我国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一般或较低。如杨菊华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陈云松和张翼的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在社会保险、文化生活、心理接纳及身份认同等方面显著低于“城里人”。那是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综观学界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的因素:第一是宏观方面出发的制度因素,第二是微观方面从融入者自身出发的人力资本的因素,第三是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或者社会网络的因素。

  制度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首要因素

  制度在社会学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从正式规则来说,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重要的就是户籍制度。我国户籍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政策设计之初的确是根据职业来划分,那时农民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现在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笔者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数据测算,现在农业户口中仅有41.87%的人从事全职务农,农民现在更多的是一个身份而非职业。户籍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造成的最大阻碍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因为身份问题无法享受一系列与户口紧密相关的社会福利。此外,生产和保障体制也妨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为城市的发展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大部分流动人口从事体力劳动,但整个生产环境对于流动人口较为严苛,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4年数据(以下简称“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有75.13%的流动人口每周工作6天或7天,每周工作时间高达58.26小时,远超常规的每周40小时劳动时间。无独有偶,保障体系也不容乐观,数据显示仅有30.44%的流动人口办理了工伤保险,与同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80%以上的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参保率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制度藩篱还体现在认知模式方面,数据显示,在询问户籍人口对外来人员的意见时,64.65%的同意本地人不喜欢外地人,54.66%的同意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反映了在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依然广泛存在,如此状况无疑会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在国外有关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中,大多都肯定了人力资本发展对社会融合的正向作用,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认为人力资本研究应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培训、经验和职业流动对个人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和部门及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切茨维克(Barry R. Chiswick)和博加斯(George Borjas)对美国新移民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尤其是教育培训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很大。

  在中国,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同样显著,利用动态监测数据,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等变量的基础上,对受教育水平与社会融合的四个梯度——融入意愿、社会交往、社会参与、本地认同的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完成整个融合梯度,对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有较大比例。而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为86.25%),他们大多仅仅完成了初中或者高中(75.76%)学习。对于他们而言,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依靠培训或者自我学习。近些年,政府面对流动人口开展免费职业培训活动,这的确有助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提升,但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参加政府组织免费培训的流动人口比例仅为29.64%,参与率不高。而在闲暇之余将读书/看报/学习作为主要休闲活动之一仅有3.42%。这一方面体现了流动人口对于自身人力资本提升兴趣不高,学习主动性不强;另一方面可能也反映了政府在提升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方面缺乏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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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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