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理论编码的“理论鸿沟”及“类故理”跨越

2018-04-05 08:24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景怀斌

  作者简介:景怀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以基本社会过程为追求的扎根理论在揭示社会机制方面有独到作用。然而,在达成“理论”的思路、方法上,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理解不同,且理论编码过程实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理论鸿沟”。人类以“意义”为存在本质提示我们,不同文明的“意义”认知或思维方式有着扎根理论方法论的功能。中国传统的“故理类”思维方式可以转换为扎根理论的“类故理”编码——“类”是基于事物属性的类属抽象心智过程和概念表达;“故”是“类”的因果、条件或过程的关系化;“理”是“类”与“故”构成的事物作用机制的概念形式化。“类故理”是递进的理论抽象、超越过程,它能有效地填补扎根理论的“理论鸿沟”。

  关 键 词:扎根理论/故理类/定性研究/中国文化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4181)

  一、问题的提出

  扎根理论指以探求社会基本过程为目标的定性数据编码方法论。该方法论由Barney G.Glaser和Anselm L.Strauss于1960年代提出,是基于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和符合互动理论的哲学立场,并汲取了现场研究、问卷调查的实证和程序化思想而形成。目前,扎根理论广泛应用于管理科学、教育学、护理学、公共健康、社会工作、心理学等等学科,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定性研究方法论之一(Corbin,2017:301-302)。

  扎根理论旨在揭示研究现象背后的基本社会过程。Glaser(2002:1-31)认为,BSPs是发生于一定时间的社会行为的根本模式。他提出两类BSPs,即基本社会心理过程和基本社会结构过程,前者解释个体、社会的心理过程,后者解释更广泛的群体、机构、组织或政府的结构过程,是前者存在的社会结构。Charmaz(2017:34-45)引申了这个观念,认为扎根理论适合于个体心理机制、人际关系、个体和社会互动机制等研究。扎根理论的基本社会过程与其他社会科学所谓的社会现象机制类似。这正是研究个体—组织—社会层面的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所共同追求的。在这个意义上,扎根理论有广泛的适用性。

  扎根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些共识。第一,反复过程。扎根理论的形成不是直线的,而是一个文献、原始观念、概念的不断比较,反复思考,直到理论出现的过程。第二,理论样本。扎根理论以理论样本为抽样原则,样本提供的理论信息达到饱和状态即满足样本量要求,而不是通过增加样本随机数量来发现规律。第三,理论敏感性。扎根理论以理论构建为目的、指向,无论文献回顾还是数据分析,皆以理论构建为依归。第四,编码、备忘录和概念。扎根理论基本过程是,从初始编码,即逐句逐行地分析数据、描述现象、概括数据,到寻找能够概括数据现象的概念、范畴,最后形成扎根理论。在从描述到概念化的过程中,备忘录有独特作用,促成观念、概念或范畴的形成以及相互连结关系的出现。第五,持续比较。扎根理论最初的比较在数据与数据、编码与编码之间进行,此后在概念与文献、概念与概念等之间进行。持续比较保证了扎根理论形成的自上而下性。第六,理论饱和。当数据不再给出新的理论范畴属性时,即达到饱和状态。这确保扎根理论概念的合适性和理论完整性。第七,契合、作用、相关性和可修改性。在扎根理论中,传统定量社会科学常用的真实性效度是次要的。“契合性”,指类别应当从数据而不是从预先理论中产生。“作用”,指理论能够预测、说明和解释正在研究的对象;“相关性”,则指理论与所研究的问题是关联的;“可修正性”,指当新数据显现、挑战已形成时,扎根理论是可变化的。在这些标准中,“契合性”是其他标准的基础。第八,实质理论。扎根理论不是寻求普遍应用性的规律,而是寻求对社会现象实质性即社会基本过程的理论解释(Weed,2009:502-510)。

  扎根理论处于发展中,仍有剧烈争论,主要表现在:在理论框架上,代表性的有三种,即Glaser坚持的原始版本,Strauss & Corbin的程序化版本,Charmaz的构建型版本。在具体问题上,不断有学者提出新看法,大致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一是对扎根理论基础的探讨。如,对扎根理论认知论的反思(Piantanida et al.,2004:325-346),扎根理论、现象学、叙事分析之间的异同(Starks & Trinidad,2007:1372-1380),等等。二是对扎根理论操作方法的完善,如研究目标的动态调整(Reed & Runquist,2007:483-503)、理论抽样的层次(Draucker et al.,2007:1137-1148)、概念化形成的规则与灵活性(Wasserman et al.,2009:355-381),等等。三是对扎根理论某些核心问题的反思,如扎根理论中文献的作用与应用(Heath,2006:141-150)、基本社会过程(Basic Social Process,BSP)的反思(Reed & Runquist,2007:483-503)、实际操作与理论的隔离(Fendt & Sachs,2008:430-455)、使用上的误解(Roy,2006:633-642),等等。

  自Glaser(1992)发表了《显现与强制——扎根理论的基础》(Emergence vs.Forcing: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后,两位扎根理论奠基人的争议公开。Glaser指出,Strauss & Corbin的程序化改造给人强烈的印象:扎根理论是证实性的(verificational),即研究者保持追问,以证实分类内部和分类之间的合适性,证实贯穿着研究过程。Glaser强调,证实只有在理论发展出后才可能。Strauss等对于Glaser的批评既没有澄清,也没有反驳。争论双方都说自己保持了扎根理论的本来面貌。Glaser在诸多论述中称其理论才是正统的,对扎根理论的其他发展持严厉批判态度。多数学者则认为,扎根理论不应视为定论或不可讨论,也不宜强调正统或异端(Piantanida et al.,2004:325-346)。

  扎根理论有这么多争议,说明其理论基础和操作方法并未达到完善状态,仍需要充分讨论。这些争议的实质是“理论”理解及其获得操作化方式的不同。基于这一立场,本文首先分析扎根理论“理论超越”的困境及其表现;其次,基于人与社会存在的基本性质——意义化存在及其文化属性,援引并改进中国传统的“故理类”思维方式,对扎根理论的“理论”形成方式进行论证,为扎根理论提供中国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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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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