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本土化反思

2018-04-08 09:58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作者:王处辉 孙晓冬 杨辰

  作者简介:王处辉(1955-),男,天津静海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天津 300350;孙晓冬(1989-),男,山东枣庄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陕西 西安 710049;杨辰(1988-),男,天津人,中共中国农业银行党校培训研发部讲师,天津 300371

  内容提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近四十年后,要实现理论自觉,社会学界有必要对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反思。通过对《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30年以来2248篇学术论文的分析,考察社会学重建以后的学术发展变迁历程,研究发现:不同领域的学术主题在重建后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且突出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格、实用性格与学术性格;研究方法呈现出规范化倾向,注重理论框架或假设与经验材料的相互结合,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基于上述发现,进一步提出社会学本土化存在的问题与反思,认为应当在批判方法论与知识形态、概念与操作化、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三方面存在的误解的基础上,探索理论与经验的结合,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的初级阶段进入更为成熟的阶段。

  关 键 词:社会学/本土化/三十年/理论研究/经验研究/理论自觉

  一、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与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于十九世纪末被引入中国,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即研究中国现实、力求为中国谋出路[1]。百年社会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初创期),社会学经历了传入、建立和发展的过程,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并取消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资格;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为第二阶段(重建期),社会学经历了重建、扩张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两个阶段中,无论面临怎样的发展情境,中国社会学者都保持了两个最根本的学术追求:一是致力于应用社会学知识服务中国社会现实,二是努力推动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前者也被视为社会学的实用性格[2],在第一阶段反映为救亡图存,在第二阶段则反映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等领域发挥社会学的作用与优势[3][4][5]。后者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这是探索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扎根、发展与创新的努力。在初创期和重建期,社会学者们都表达了近乎相同的本土化学术研究诉求,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等术语及相关论述[6][7][8][9][10]。既有的研究认为“中国化”是初创期老一代社会学先驱将社会学知识用于解释中国现象这一思路的延续;“有中国特色”与“中国化”含义基本一致,只是更多地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本土化”是在批判性梳理国外社会科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社会学理论设想的方法[11]。

  本文不再对上述术语进行概念上的比较,我们关注的是它们背后所呈现出的中国社会学者对于学术研究发展的构想和实践:在实现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推动学术研究的创新。我们将上述构想和实践界定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它不仅仅包括社会学应用层面的研究,还更多地被赋予了理论与方法层面的意义,是兼具现实意义与学理意义的学科发展目标与过程。社会学自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后,经历三十多年发展,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12],这时的社会学家普遍不满于移植西方社会学思想而缺乏对中国社会自身的关注,进而提出了“中国化”的要求,这是社会学本土化的思想起源,也为社会学的发展“开辟了另一阶段”[1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学恢复重建伊始,本土化问题就由于港台学者的倡导而受到大陆社会学者的重视,相关研究强调从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和创造社会学理论与方法[9][14]。在社会学重建前十年理论与方法的回顾与反思研究中,这一主题被列为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问题[15]。

  (二)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的学术研究本土化探讨

  1979年,中国社会学正式进入重建期[1],尽管有部分经历过初创期的学者继续从事重建工作,但是在注重“补课”与“学习”的这一时期尚没有大陆学者明确地提出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社会学本土化的探讨,是作为港台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关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经验传入大陆社会学界的。

  1981年李沛良在《社会》杂志创刊号上发文,从学术与应用研究以及组织化建设等方面为大陆社会学提供经验[16],其在《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更为系统地总结了上述经验,认为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移植时期、七十年代的本土耕耘时期以及八十年代的繁衍时期,香港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正在从“依附研究”(全盘接受西方社会学知识)向“切合研究”(提出切合实际的概念与命题)转变[17]。1982年初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发文介绍港台学者金耀基与叶启政等在1980年末举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台湾会议上的论述,其主要观点为中国社会学应当注重从本土历史文化与生活经验中提炼理论,社会学者应当在知识体系上自觉反省,摆脱长久以来对西方社会学的移植和依赖,实现学科与学术上的自力更生[18]。1985年刘宗秀进一步介绍了1983年初“现代化与中国文化”香港会议上部分学者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研究,认为应当从研究内容与材料的中国化、理论与方法的参考与适应、注重历史与文化领域以及建立中国社会学等方面推动学术研究的本土化进程[19]。1986年初,华人社会学家林南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刊载在《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号上,其将社会学本土化议题受到港台与大陆学者重视的原因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年轻学者在实践中发现西方社会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经常“格格不入”;二是大陆社会学者们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认为这一理论也“不能完全了解所有的实际社会问题,也无法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具体的解决途径”,解决中国问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自己的道路;三是远东地区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温和趋向,让社会学者们有机会发表意见。林南进一步认为,采取归纳演绎的方式从中国社会文化特性和民族性中建立理论并用经验证据予以检验是本土化的主要方向[8]。杨中芳建议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抛弃传统的“从师习性”,反对全盘引进西方研究模式,强调减少依赖性。在她看来,大陆心理学应当利用本土材料、创造本土概念并研究完整的“中国人”,应当提出解释中国人行为的理论工具,建立自己的社会心理学,避免走台湾社会心理学曾经走过的“冤枉路”[14][20]。

  港台及华人学者的本土化经验,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及九十年代引发了大陆学术界的讨论,学者们在肯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从两种思路出发探讨社会学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发展方向。第一种思路认为本土化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强调中国社会学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只讲传统,而是重点研究人类社会共性下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与时代的特殊性[21][22][23]。部分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划分方式,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就是批判继承西方社会学进而“化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24]。第二种思路认为社会学学科本身并不存在“某国化”问题,社会学本土化应当建设区域性的社会学中国流派[9][25]。在这一过程中,需要首先系统学习与反思国外社会学知识,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广泛开展理论与经验研究[26],与此同时,注意借鉴民国社会学以及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经验[27][28][29][30],最终发展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以及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10][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本土化问题探讨,构成了自三四十年代以后社会学本土化的“第二次浪潮”[32]。随着本土化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部分学者也开始反思既有的本土化研究。周晓虹认为,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时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技术手段,缺乏对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了解吸收和批判,是由港台社会心理学引发的外源性本土化探索,认为“本土化的最终目标不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而是参与甚而影响世界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能够成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11]。李培林认为部分研究者“把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命题扩展到中国的研究和学术的‘特殊性’上”,本土化不意味着建立一门新的学科,而是在坚持学科基本逻辑与规则的前提下探索中国社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33]。李强认为,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自觉讨论并取得一定共识,反映出中国社会学者的反思性,但认识到本土化的重要性与如何实现本土化是两回事,他提倡吴文藻先生的思路,即建立中距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以实现学术研究的本土化[34]。赵旭东提出了“超越本土化”的反思,认为既往关于从本土文化脉络中发掘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混淆了本土文化的复杂性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进而导致本土化问题成为一个“虚假问题”,学术研究的本土化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自我想象中实现,而应当在文化接触与交流中寻找出路[35]。

  上述学者的反思令我们注意到,重建期本土化探讨兴起的八十年代中期,社会学的发展尚不足十年,当时全国的社会学系与研究所总计只有十余个,只有“江苏小城镇研究”“五城市家庭研究”等少数几个课题,学者队伍建设不足且对社会学学科的了解不够充分,如周晓虹所言当时的社会学尚未在理论与技术上达到承担“社会学本土化”这一主题的成熟度,重建期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本土化讨论兴起与发展之时仍旧是以学习、补课和应用为目标,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脱节的。《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将这种脱节总结为“片面理解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36]。尽管存在一定的问题,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仍旧为中国社会学日后的发展确定了大方向,在社会学内部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即在向欧美社会学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开展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后,社会学界的“本土化”进程从讨论走向实践,努力从研究主题的多样性与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推动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进步。本文以《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30年以来所有学术论文为分析对象,考察社会学重建以后的学术发展变迁历程,最后通过总结与反思提出笔者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相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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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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