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追寻神圣社会

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

2018-05-14 09:37 来源:《社会》  作者:渠敬东

 

  作者简介: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E-mail:qujingdong70@163.com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涂尔干所揭示的失范之现代性内在根源入手,详细剖解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以此来表明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是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间,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联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为了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涂尔干分别从法团、国家、财产、契约四个规范性范畴出发,对社会的性质做了历史论证。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其宗教研究中,还从本体论、实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方面对社会存在做了证明。最后,本文还表明,涂尔干对教育核心议题的讨论,是试图解决道德的凝聚,乃至文明内在精神的传承等问题。本文希望以此来纪念这位思想的集大成者逝世一百周年。 

  The era that Durkheim lived in was the climax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a time of profound crises.This paper begins with exploring the internal root of modernity in the state of anomie as discussed by Durkheim,and follows by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auses of the prevalence of individualism,nationalism and the imperialism of absolute state power.This i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core theoretical task of Durkheim is to reconstruct multiple solidarity between all the key elements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refore to place people in a concret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a real social implementation.To fully reveal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groups and the state,professions and democracy,morality and politics,and to overcome the non-temporal limitation of moral statistics method,Durkheim demonstrated the concreteness of social facts through four normative categories:corporation,state,property and contract.Furthermore,Durkheim's historical analysis dealt with the soul world based on norms,and his religious studies established a social being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ontology,realism,theory of knowledge and ethics.According to Durkheim,this was the only path to finally resolve the problem of norms and order.Lastly,this paper shows that,as an educator,Durkheim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discussed in-depth the core issues of education such as by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approaches,and what kind of sacred existence values people should 

  关 键 词:危机/失范/宗教/教育  crisis/anomie/religion/education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涂尔干的道德思想与职业伦理及公民道德的社会建设”(13BSH004)的成果。[This paper was the phased results of the project "Durkhoim's maral education thought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ivic morals"(13BSH004) sponson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917年11月15日,爱弥尔·涂尔干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时,这个世界依然还处于战争之中,美国加入了进来,甚至遥远的中国也宣战了。在离世前的几天,涂尔干在给他的外甥马塞尔·莫斯的信中说:“我陷入怀疑之中。我不是一个好学者,但我会继续下去……此时此刻,生不如死!”(Fournier,2013:721)

  整个世界裂解了。现代造就的一切文明手段,都被用在了战场上。而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最残酷的莫过于他的亲人们因战争而死。仅从大战伊始到第二年,涂尔干亲手带大的弟子,也是年鉴学派的中坚,Maxime David、Antoine Bianconi、Charles Péguy、Jean Reynier、Robert Hertz 一个接一个地牺牲在战场上。到了1915年12月,涂尔干最心爱的儿子安德烈(André Durkheim)在比利时前线阵亡。

  涂尔干是在两个月后才得知这样的噩耗的。此前,他已预感到了不妙:“时间过得太慢,恐惧已太久……周围含混不明的一切,无法解脱我的恐惧,怎能让我不忧心忡忡”(Fournier,2013:697)。此时他还在坚持他的教学和研究事业,却内心悲凉。他在给莫斯的信中说:“人只有承受,才能活着,生命必将获胜!这是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心中毕竟还有其他的力量存在。”(Fournier,2013:697)安德烈是涂尔干最爱的孩子,聪颖、勤奋也懂事,父亲倾心培养了他,正要加入年鉴学派的行列。子承父业,是父子二人最大的心愿,也是两人间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纽带,而如今,一切戛然而止。

  然而,涂尔干心中的那种“其他的力量”并未因此泯灭。就在1916年初的一次由Manuel general de l'instruction primaire组织的研讨会上,面对来自法国各地的小学教师,涂尔干做了题为“法兰西的伟大道德”的演讲。他说:“战争前夕,法国的公共生活依然是混乱的、平庸的,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沉重的负担。而这场战争,反而引发了英雄主义的高涨,唤起了我们毫不迟疑的力量,我们只有面对危险,才能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我们要想不再落入过去的窠臼,就必须把所有人的意志引向一个目标,危机的时代如此,常规的时代也要如此,从而超越所有的宗教象征和党派纲领。”“这个目标,就是伟大的法兰西道德,这是我们每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对人类的义务!”(Durkheim,[1916]1979:158-161)

  这是在现代欧洲遭遇最惨痛的危急时刻,涂尔干流露出的心声。他屡经欧洲文明的动荡和苦难,这场战争恐怕是最为深重的一次。然而,他的儿子和弟子们分赴前线以致献出生命,恰恰说明他的志业绝不仅仅是在书斋和讲台上,而是与他的祖国和家园紧紧联系在一起,以个人的生命代价谋求更大的生命价值,去维续伟大的法兰西道德。他所要塑造的这种道德,承担着对于这个国家乃至人类的义务,如今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戕害。

  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既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也是经历着各种深刻危机之时,灿烂与阴霾始终相伴而生,似乎发展程度愈高,毁灭性就愈大。正是在那个时代的当口,各种舆论、学说和主义纷纷出笼,人民大众时刻准备揭竿造反,主权国家之间则始终相互觊觎和防范,进而掠夺对抗。巴黎公社的革命发生在涂尔干13岁那年,而他59岁去世的时候,一次大战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协约国的阵营增加到27个国家;那一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世界历史的图景又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换。

  在此,我们纪念涂尔干,不仅仅是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更是要追忆和拣选那段现代历史的轨迹,去理解和体味涂尔干所代表的思想家们,通过思考的努力而化解时代之困顿、开辟文明之未来的建设工作。西方的现代历程不只是我们曾经以为并加以效仿的榜样,同时也处处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险。同样,中国的现代历程也走得曲折、艰辛,总是企图在现代性的压力下不断清算文明传统,造就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来。现代性这副为了自我保全却必须舍我其谁的面孔,虽说激发出了无限的活力,却也踩探着无尽的深渊。涂尔干所要揭示的,恰恰就是现代性的这种背反之处。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欧洲换了一幅景象。机器运转的速度加快了,城乡间的流动加快了,雇佣阶级的集聚加快了,资本的再生产加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不满情绪的累积加快了,心理上的压抑加快了,竞争加快了,冲突的频率加快了……政治斗争也前所未有地错综复杂起来。比涂尔干早半个世纪的托克维尔在其最后的岁月给友人的信中说:他的国家“难以忍受地令人生厌”,“为了股票上涨和工业事务上的成功,这种政体在暗地里操纵最重大的事务”(托克维尔,2010:262-269)。十年前,在为1848年革命所写的《回忆录》中,托克维尔也曾说:

  中产阶级的独特思想成为统治的普遍精神,既主导对外政策又支配国内事务,这种思想活跃而灵巧,常有不道德之嫌,通常有条不紊,有时却因虚荣和自私而流于轻率;优柔寡断、温和中庸,但讲究享受。这种精神与平民或贵族精神相结合,可以产生奇迹,但单凭这种精神却只能导致一种既无德性又无威严的统治。……中产阶级,也称为统治阶级,由于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而且很快又囿于自己的私利……(托克维尔,2005: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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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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