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

2018-05-14 09:38 来源:《社会学研究》 作者:王宁

  作者简介: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内容提要: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民国时期就已提出的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学科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这个议题就不断被提出、讨论和争论。大致来说,围绕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产生了两大阵营: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反对者。本文首先对双方的争辩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指出了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文章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应深入到“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制度根源问题。知识创新力不足问题解决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关 键 词:社会学/本土化/话语权/知识创新力/学术制度 

  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一个自民国时期以来就不断被提出并加以实践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并不断引起讨论和争论。在此之前,一批台湾和香港的学贯中西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如杨国枢、黄光国、萧新煌、叶启政、金耀基、杨中芳等已经发动了学术本土化运动。在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在中断了近30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重建。由于重建过程中急需补课,而补课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就是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和一些美国社会学者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而林南也是除费孝通(1983)之外,少数几个较早提出中国大陆社会学本土化倡议的学者之一。

  在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过程中,林南发现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几个不良倾向:第一,简单移植。在社会学发展初期阶段,中国社会学者注重政策性运用,来不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为了获取政府的支持和资源,借用和移植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被认为最为高效便捷。第二,生搬硬套。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的理论,而不考虑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忽略中国的特殊性。当中国的经验资料与西方的理论不一致时,学者们不是根据这些差异去发展出新的理论,而是通过切割资料来迎合西方的理论。第三,理论抽象化能力不足。一方面,为了避免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在非常低的概念抽象层次上来对资料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又缺乏从鲜活的田野资料中形成理论的能力。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学者们或者只能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或者只能用中国的资料来验证西方的理论,把中国的资料只当作次级资料来使用(基于演绎逻辑),而不是当作初级资料来使用(基于归纳逻辑)(林南,1986)。林南教授的论述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必要性,也对提升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提出了希望。林南教授的倡议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回应,并在社会学界引发了一些讨论。

  但总体上,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并不热烈。到了2000年以后,社会学本土化才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和争辩的问题。这些学者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了20年以后的现状不满的反应(林聚任,2000)。一些学者认为,与译介西方社会学相对较高的水平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水平普遍较低(贺雪峰,2006)。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西方社会科学不加分析和批评的“移植品格”(邓正来,2008),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中国学者缺乏自主的“问题意识”,只能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依据提出研究问题(林聚任,2000;吴重庆,2002);在研究过程中,生硬套用西方理论(谭江华、侯均生,2003;郑杭生,2000,2011),或者用切割和裁剪中国经验的方式来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对话”。这种用中国经验来脚注或局部修正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显得机械而僵硬(贺雪峰,2006)。另一方面,盲目崇拜以模型、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忽略了研究工具和测量手段的适切性和研究对象所处情境的复杂性(如多因多果)(贺雪峰,2006;石英,2013;刘军奎,2016)。

  尽管有学者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模糊、有歧义的概念(周晓虹,1994;李宗克、曹锦清,2013),但大部分学者都是在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中讨论社会学本土化的。他们把社会学本土化看作是为在世界社会学领域中获得应有地位的运动。郑杭生和王万俊把中国学者的这种本土化实践称为“学术运动”(郑杭生、王万俊,2000a,2000b)。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社会学的本土化所牵涉的就不仅仅是社会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且包括了民族的“学术话语权”(郑杭生,2011)或民族的尊严与地位问题。

  但是,随着讨论的持续展开,不少学者质疑社会学本土化的话语与实践(赵旭东,2001;赵敦华,2007;彭玉生,2010;姚传明,2011;陈映芳,2015;张戟晖,2016)。一方面,他们批评社会学本土化本身所蕴含的逻辑矛盾,揭露隐藏在本土化运动背后的“东方主义”(赵旭东,2001;陈映芳,2015);另一方面,他们为普遍主义辩护,否认客观知识的国界性,否认地理边界在对知识的客观评价中的作用(赵敦华,2007)。他们鲜明地坚持知识的普遍性立场。

  这场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是社会学界对自身的学术发展所进行的集体反思,这样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十分有益。但反思的结果却出现了分歧。对这些分歧进一步加以反思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已经从学术问题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战略取向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如何才能在社会学领域显示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呢?社会学界所进行的有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辩论,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本文的目的是在梳理社会学本土化争论的文献基础上找出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和梳理社会学本土化争论的文献;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部分探讨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为了行文方便,随后“社会学本土化”的提法常常简化为“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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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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